她按电视节目上手指甲涂得鲜红的女主持人教的方法，做糯米藕。这东西太甜，她自己并不吃，只是试试做出来，等女儿来看望时叫她带走。所以她晾盆凉白开，泡糯米，放在桌子上缓半个下午。她睡过午觉起来，就泡好了。筷子挑起来，塞进莲藕的孔洞。手颤、老花眼，每一筷都会掉半筷。邻居家是在放电视剧吧？她饶有兴致地听，慢慢往莲藕孔里塞糯米，一直持续着这种没有休止也没有尽头的工作。天黑了。
她从未喜爱过家务。年轻时，她和丈夫一直吃单位食堂——像大院里所有人一样。1958年，小女儿出生，那算是家务最多的时候，她和丈夫工资也还够雇两个白班保姆，一个做饭，一个照顾婴儿。她加班工作，入了党，始终没学会做饭。做家务不是像推磨一般吗，像削一根无限长的铅笔，像为月季剪枝？而现在她在宁静的耐心中塞糯米，密密压实。如果山药需要一根根拔刺，她也会去做的。
这是2002年，丈夫去世后不久。很快将是他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女儿提出接她去自己家吃年夜饭，她不愿去，便说大年三十当晚得让丈夫灵前有长明灯，她要待在家里。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女儿女婿下午过来，早些开饭，吃一半就回自己家去陪公婆。晚上八点开始，她是一个人了。大儿子和小儿子先后打国际电话过来，没谈太多，说他们都是在上班时间。在鞭炮声中，她接了老同志的不少拜年电话，也打给分散在各地的弟妹。
第二个春节，她和女儿一家一起去泰国清迈过年。之后是第三个春节，大年初一晚上她将梦到丈夫，他衣不蔽体，在梦里说冷。早晨她把他留下来的一件毛呢大衣和两件羊毛衫也拿去路口烧给他了。一堆灰。走出电梯时，她想，现在柜子里没有他的东西了，只有樟脑丸味道。手抖得没法把钥匙塞进家门锁孔，她在楼道里的飘窗窗台上坐了一会儿。
贝满女中同学会，她打扮好了去参加。同学中有一多半的丈夫都去世了，如今都是獨居，生活方式的区别只在于保姆是否住家。大家相互看看，都是染了黑发、穿低跟鞋、围好了围巾或披肩，散在北京城各处独自生活的老太太。看起来都精气神十足，镜子里的她也精神百倍，让她简直想哭。
丈夫生前是票友。如今外孙去参加初中生京戏大赛，女儿和她坐在台下看。女儿指点，“他身段多像爸爸，眼神也像。”这么说兴许是为了让她高兴，可她不高兴——哪里像了？你爸爸可不是这样走路的。她想起丈夫最后一次入院时，他硬说不需要担架，硬要自己扶着医院楼道栏杆把手慢慢走进病房去。那时她已经在即将失去他的痛楚中生活了很久，已经预习过很多遍，因此反而觉得他并不会真的死去。她被他甩掉，在他身后看着他带着久病之人的蛮横，死死抓住把手一步步向前挪，理直气壮的，却弓着背，手背上的血管都扎遍了，扎漏了。她想，这就是举步维艰了。而我是什么呢？寡妇这个词第一次在她脑海中出现，她努力不去想它，她想，岂不是封建思想还魂。
这是2002年，她丈夫去世后不久。早上她起来，自己和面，烙一张手掌大的小饼，很快配着粥吃完了。她又烙一张。这样就把早饭吃了两个小时。并不是打发时间，而是时间停滞了，时间不走。她从梦中醒来，黑夜没有声音，整个北京都在睡觉，她打开灯靠坐在床头。这时她不知道前面还有这样的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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