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夺取周氏天下之后就规定，禁杀士大夫及谏言者。也就是说，在北宋，只要是读书人，一概不可以杀。
人口红利的低薪优势
北宋的读书人不可以擅杀，这就导致北宋官员的薪资就呈现出一个惊人的增长态势：其薪资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6倍。
有现代学者将这些数字按购买力折算成现代货币。据估算，当朝一品的文武首席官员（宰相和枢密使）的月收入有128万元之巨，年收入超过1500万元；位居二品的官员月收入也有25万元。据说，宋代以清廉名垂青史的包青天，其年收入在千万元以上。直觉上看来，薪资如此之高，所有在职人员都应该爱惜这个体制才对。但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情况却完全相反：越低薪，越忠诚；越高薪，越有砸锅的冲动。
近年来有一个词语特别流行，叫人口红利，这个词实际上说的就是“低薪优势”。对于资方来说，若一个职位有十个人在争夺，这就叫人口红利。资方可以尽可能地把这个职位的薪水压到最低，因为人多职位少，再低的薪水也会有人抢着干。这就成为了买方市场，资方可以从富裕的劳动力中，获取巨额红利。
人口红利是很残酷的，为什么却被视为优势呢？因为劳方的劣势恰恰是资方的优势，而劳方的损失构成了资方的红利。北宋之所以在历史上获得美誉，就是因为它不讲究人口红利，而沦为劳动者的卖方市场。北宋不仅公务员的薪资水平过高，还有很多冗员。一个人的工作，十个人来做，人人都还拿着高薪。
管理学告诉我们，低收入人士往往才是最忠诚的族群，他们害怕失去眼前这活命的低薪岗位，而这个岗位甚至有可能构成他生命的一部分。相反，高薪人士对于自己的职位反倒不当回事。尤其是当他身边的同事都拿着高薪时，他就会视此为自己的正当权利，非但不会再有感激之心，反而还会横生出许多怨怼之言。
现代化公司管理中，许多企业也陷入北宋的困境，拿了高薪的员工缺乏忠诚，低薪员工不过是期待以忠诚换取高薪。当企业走到这一步，往往就会考虑，是不是应该采取激励机制，提升大家的积极性呢？但这个美好的期望，再次遭受到管理学的无情否决。
配套的激励制度
假设有一家企业，普通员工的月收入为1万元。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薪水已经足够让他丧失对企业的忠诚，转而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自由。为了鼓励该员工好好干，老板决定拿出1000元作为奖金，如果该员工这个月绩效翻番，就可以拿到全额奖金。这时候，该员工心里会怎么想？“我每天一点事儿不做，就能收入1万元，现在要我花费全部精力，才增收10%。这亏本的买卖，换成是你，你愿意吗？”
于是，当员工无所事事就足以养家糊口时，激励制度就已经失效。所以，激励制度只有在低薪员工族群中，才会起到作用。但企业管理是残忍的，极少会出现对低薪员工采取激励制度的情形。因为做决定的往往是高收入人群，他们永远只会奖励自己。
南宋时期，朱熹开创理学，因为政争而遭受到朝廷的封杀，被视为伪学。理学士子遭受流放，永远不许入仕做官。当宋金之战拉开大幕时，打压理学士子的官员，或弃城逃亡，或投降金兵，反倒是理学士子殊死血战，成批战死在沙场上。
北宋立国，爱惜读书人，这没错。由于当时的人不理解管理学的概念，结果把帝国拖入管理黑洞之中，陷入了越高薪越缺乏忠诚的死亡怪圈。
同样的模式，在西方也经历很长时间的摸索，无论如何做，也无法解开劳资博弈的死结。因为资方所获，必是劳方所失。无论是高薪还是低薪，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直到股权激励制度的出现。
股权激励制度，化劳资对抗为双方合作：拥有股权的劳动者，本身也算是资方一员，必须要让所有人都成为资本家。只要有股权激励制度，无论是高薪还是低薪，每个人都干得眉开眼笑。相反，如北宋、南宋这般，股份由皇家全资，大臣清一色都是打工仔，低薪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高薪又无以保证大臣们的工作积极性，无论这个国家多么美好，死亡也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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