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预言
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杀。 当这个坏消息传到城里时，学术界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 王国维在留下的遗书中说：“一死仅剩五十年，经此一事，再无屈辱。” 王国维的一生是漂泊的。 1925年，他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后，一家人终于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 然而，这个时期只持续了短短两年。 他的去世使他的妻子和孩子开始了离散的生活。
如今，王国维的子女中，只剩下他的长女东明皇后还健在。 长期以来，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趣”，王东明始终不敢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不敢着书立传”。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不知道她是王国维的大女儿。 女性。 王东明说，在她年近百岁的时候，她“突然想通了”，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了《自传》，回顾王氏家族走过的一百年。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经常害怕“社会运动”的王国维就告诫自己的孩子远离政治漩涡。 他担心，在激进的思潮和激烈的政治争议的催化下，“最可怕的社会运动也可能出现”。 当时谁能想到，他的“预言”竟然成真，他的孩子们也被卷入了时代的漩涡。
从日本到清华
王国维一生结过两次婚。 第一代莫夫人（1907年在海宁病逝）育有儿子王前明、王高明、王振明。 第二任潘丽正1908年与王国维结婚，1965年在台湾病逝。育有儿子王季明、王慈明、王登明，女儿王东明、王松明。
汪东明1913年出生于京都，其父王国维旅居日本。 当时，王家已经有了四个男孩，女儿的到来给王国维带来了很多欢乐。 1916年，王国维回国，在上海“哈同花园”工作。 对此，王东明表示，当时父亲在日本经济并不独立，生活主要靠好友罗振宇的经济支持。 家庭人口众多，父亲渐渐觉得自己无力承担日常开支。 当时，罗振宇多年来花费大量资金印制书籍。 所以，父亲不想再给罗家增加负担，所以就提前回家了。
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终于得到了将多年积累的知识付诸实践的机会。 在动荡的时代，在梅贻琦等人的努力下，清华大学为一批学者创造了一个安宁的学术环境。 王国维的人生成就也在这里达到了顶峰。 现在回忆起在清华大学的日子，王东明感到怀念和悲伤。 令她怀念的是，她和父亲在清华大学生活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她却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让她难过的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失去了她最亲近的两个人——大哥和父亲。
王东明说，她的父亲最爱她的大哥王前明，但不幸的是王前明于1926年因伤寒去世，这件事给了她父亲深深的打击。 此后，家人就很少再看到他那张幸福的脸了。
飘零家族
或许是出于对大女儿的爱，王东明说，父亲在世时，她没有像哥哥们一样被送去上学。 而是把她留给了父亲，由父亲带领着读《孟子》和《论语》。 王东明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学完《孟子》，但《论语》刚读到一半，父亲就去世了。 这成为王东明永远的遗憾，他后悔自己没有跟着父亲好好学习。
王国维虽然国学造诣很高，但他并没有让自己的任何一个孩子继承“衣钵”。 而是让大儿子考海关，让二儿子考邮政……对此，王东明说，父亲常常感到心慌。 在这个时代做一名学者并不容易。 你不仅常常要忍受时局动荡带来的流离失所和冲击，而且还常常为生计所困。 他希望孩子们能靠一技之长，不为生计发愁。
这是王国维的无奈选择吗？ 还是他打算让自己的孩子们在时代的动荡中过上平凡的生活？ 由于他很少表露内心的感受，所以王家的孩子们在小的时候很难清楚地感受到父亲的用意。
王国维去世后，汪东明随母亲离开清华大学，在家乡海宁过着平静的生活。 他读了小学和初中，然后去了松江女子中学。 1941年，眼看着日军即将侵占上海租界，一家人四处逃亡——王东明去了西安，六弟邓明去了昆明（五弟慈明去了昆明机床） 1939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工厂工作），我的姐姐宋明、我的三弟振明、我的四弟继明和他们的母亲去了青岛。
王东明表示，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宣告解放。 三弟王振明、四弟王继明被调往高雄海关。 妹妹宋明也在高雄海关、港务局、堡垒司令部合办的儿童学校任教。 ，我的妈妈也在这段时间到达了台湾。 1948年7月，她寄宿在五弟家。 当她得知妹妹就读的学校人手紧缺时，她想去那里教书。 恰巧她在浙江大学担任助教的六弟邓明正在放暑假，想去台湾旅游，于是姐姐两兄弟经过一天两夜的惊涛骇浪抵达高雄。
在高雄，王东明与母亲和几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 她觉得“一家人终于暂时安定下来了”。 不久之后，六弟邓明回到了上海。 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海峡两岸隔绝数十年。 王东明等在台湾的家人也与留在大陆的二弟王高明、五弟王慈明、六弟王登明失联。
38年后重逢
由于早年的生活太过不稳定，直到1950年，年近40岁的王东明才经人介绍结婚。 其丈夫陈丙彦是1949年来台的国民政府官员。1953年春，在台北县永和镇（现新北市永和区）成立消费合作社，与王东明开始在那里从事物流工作，直至 1982 年退休。
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她开始与三哥、五哥、六哥商量在香港见面的事。 那年9月，几十年不见的姐弟终于在香港见面。 此时，兄弟姐妹八人中已有四人去世，剩下四人加起来“正好三百岁”。
二哥王高明曾经有机会在台湾与家人团聚，但他选择留在大陆。 1941年，已任邮政总局副局长。 1949年，邮政总局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台北。 他没有跟随，而是留在上海等待接待。 1949年改组后赴北京任邮政局长。 邮电部任秘书处副主任； 1952年，五弟王慈明也调到一机部。 1956年，他作为新政权选拔的第一批总工程师，被派去筹建首都量具刃具厂。 工厂，此后一直留在成都； 六弟王登明留在上海，历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药学教研室主任。
正是在这次会面中，王东明第一次得知，她的二哥因为卷入了“朱学范、顾春范特务组”案，也和她父亲一样自杀了。 几十年前，作为一名父亲，王国维极力劝告孩子远离政治运动的漩涡。 当时，他常常担心中国会爆发“最可怕的社会运动”，为国家忧心忡忡。 谁能料到后来会这样呢？ ，这些父亲的担忧竟然是预言，竟然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实现了？
返回清华大学
1990年，王东明的妻子陈丙艳在台北去世，享年89岁。为了排解悲痛和孤独，她制定了“五年计划”去中国大陆、美国等地旅行。 她从未忘记过清华园，一直把清华园视为自己的“故乡”。 1990年中秋节，离开大陆42年后，王东明第一次踏上了“回父母家”的道路。 在清华，学校安排王东明一行住在梅贻琦故居，参观期间还派专人陪同。 这让王东明感受到了“娘家”的“人情味”。
在台北的家中，整理父亲的遗物成为王东明退休后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每当我遇到任何有关父亲的信息时，我都会尝试将其剪下来并仔细阅读。时间越长，我对自己的了解就越深刻。” 对我父亲的感情和愧疚。” 就这样，她回顾了父亲和自己的经历。
当年她并没有认真跟父亲学习，但晚年看到父亲留下的文字，她总会伤心落泪。 直到这个时候，她仍然不想告诉任何人，她是王国维的女儿。 成都的五哥王慈明也和她一样。 除了一些同事之外，没有多少人知道王慈明是王国维的儿子，因为他几乎不提及自己的家庭背景，直到2006年，王慈明才被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其一“发现”。 原来，王国维的后裔已在成都“隐居”了50年。 此时，王慈明已经91岁了。
兄弟姐妹不断凋零，只剩下王东明一人。 看到父亲的学术被“重新发现”后越来越受到关注，她开始改变不写回忆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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