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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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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 ,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译文】
 
善于建树的人一旦有所建树就不可拔除,善于抱持的人一旦有所抱持就不会脱掉。如果子子孙孙都能遵守“善建”、“善抱”的道理,后代的烟火就不会断绝。把这个道理贯彻付诸到自身,他的德就是真实纯正的;把这个道理贯彻付诸到一家,他的德就是丰盈有余的;把这个道理贯彻付诸到一乡,他的德就会受到尊崇;把这个道理贯彻付诸到一国,他的德就会丰盛硕大;把这个道理贯彻付诸到天下,他的德就会无限普及。所以以自身的修身之道来观察他人,以自家观察他家,以自乡观察他乡,以自己的国家观察其他的国家,以自己的天下观察别人的天下。我凭借什么知道天下的情况呢?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导读】
 
如何判断天下是否有德?老子通过“善建”、“善抱”之道,来说明“道”与“德”的重要性,阐述了“道”是为身、为家、为乡、为邦、为天下的根本。
 
【解析】
 
在这一章里,老子重点突出了“修”和“观”的意义。修指的是修身,这是一切事业的根本。只有身修好了,才可以把这种德扩展到一家、一乡、一邦,乃至整个天下。观就是观察推测的意思。天下所有事物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从己身可以推知他身,从己家可以推知他家。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建”意为国家建立法律之意。“善建者”指的是善于立法的人。“不拔”意为动摇,拔不开脚步,也就是受法之禁锢不得自由的意思,老子提倡自然无为,反对任何对人禁锢的社会形式。“抱”意指聚拢;“善抱者”指的是善于聚拢徒众的人,在老子活动的时代,孔子聚徒讲学,弟子三千,是第一个“善抱者”(即聚徒讲学的人),老子不赞成聚众讲学的做法,所以一生没有收徒。“不脱”意为脱离不开自身,也就是不得自由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儒家_卜分重视宗族的延续,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并把子孙对祖先的祭祀看作重大的事情。老子对儒家的做法不赞同,他提倡自然无为,认为子孙对祖先的祭祀是一种搅扰,也是一种破坏安宁的行为。在本章中,老子批判了以法治国和以“礼乐教化”治国的社会观。在老子看来,这些都是有为之治,都与自然无为的理念格格不入。老子通过批判这两种有为思想,进而提出自然无为的理念,主张用无为的道去修身、齐家、睦邻、治国、平天下。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人下,其德乃普。”“修”意为修炼,即使德成为个人修身、齐家、睦邻、治国、平天下的自觉规范“之”即到的意思。“余”意指富余。“长”即久远的意思。“丰”即五谷丰登,上古社会是农业社会,社会经济状况的好与坏,主要看农业的收成。在这句话中,老子主要讲如何用德来修身、齐家、睦邻、治国、平天下。老子在这里描绘了一幅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然之间,关系都是和谐融洽的。所以,老子总结出来一个结论:以自然无为的理念修身,那么每个人都会变得纯真,这就消除了人心的险诈;以自然无为的理念齐家,那么家庭也会变得富裕起来;以自然无为的理念与乡邻相处,那么乡邻之间也能亲密和睦;以自然无为的理念治理国家,那么国家也能兴旺发达起来;以自然无为的理念治理天下,那么天下百姓都会获得自由。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在这段话中,老子讲了检验修身、齐家、睦邻、治国、平天下是否合乎自然无为之德的方法。老子认为,以修之身作为检验身的标准,以修之家作为检验家的标准,以修之乡作为检验乡的标准,以修之国作为检验国的标准,以修之天下作为检验天下的标准。这样,统治就会长久,天下就会安定。
 
王弼《道德经注》
 
固其根,而后营其末,故不拔也。不贪于多,齐其所能,故不脱也。子孙传此道,以祭祀则不辍也。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则真,修之家则有余,修之不废,所施转大。
 
以天下百姓心,观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顺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于外也。所谓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也。
 
巩固根本,然后再发展次要的、末端的,所以不能被拔掉。不贪多,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不会滑脱。子孙把这种道延续下去,以它来祭奠祖先,这种延续就不会断绝。这里是通过自己来了解别人。在自己身体范畴修道,就会表现为为人的真实、朴实;在家庭范畴修道,就会表现为物质的丰盈有余,修道不停止,所能产生的良好影响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泛。
 
通过观察天下百姓的心思、想法,来洞察天下的道。天下的道,和人的道是一样的。问我如何知晓天下?观察自己来获知,不向外物去寻求。这就是为什么不出门就能知晓天下。
 
苏辙《老子解》
 
世岂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脱者乎?唯圣人知性之真,审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积。实无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实无所执,而其抱有不可脱者。故至其子孙,犹以祭祀不辍也。身既修,推其余以及外,虽至于治天下可也。
 
世界上哪里有竖起东西永远拔不掉、抱住东西永远不脱手的呢?只有圣人知道本性的真实可靠,了解外物的虚妄不真实,舍弃外物而修炼自身,他的德行就积累下来。根本没有竖起什么来,他的建立就不可能被拔掉;根本没有抱持什么,他的抱持就不会松动。这样的觉悟由子孙以祭祀的方式传承下来。在自身体悟了道,其原理推广到外部事物,连治理天下都是可以办到的。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见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圣人以天下观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观身乎?岂身可以身观,而天下独不可以天下观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天地之外是普通人看不见的空间,但是那其中的道理也是可以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规律来推导出来。自身修道到了极致,以自己的身来体悟别人的身,以自己的家来观察别人的家,以自己的乡里来了解其他的乡,以自己的国家来认识其他的国家,都是我能够办到的。然而怎么知道圣人以天下来观察其他的时空范畴,如同我以自己的身来观察别人的身呢?不同身体的原理相同,那么不同的时空范畴的原理难道就不同了吗?所以老子说,我就以此来知道天下的样子。说的就是通过自身对道的体悟来知道的。
 
【经典解读】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善于建筑的不可能被拔除,善于抱持的不可能被脱离,什么才是“善建”、“善抱”呢?善于建筑的人,一定要固定好它的根本;善于抱物的人,一定不会抓持太多东西。根本不牢固,建筑物越高倒得越快,抓的东西太多,就很容易脱手。所以这两句话还是告诉人们要固本、要知足。人之本在于身,身之本在于道,对于修身来说,就是要依“道”养身,戒除骄奢淫逸,返还宁静自然,保持空虚谦逊。对于天下来说,天下之本在于爱民,民之本在于守道。作为统治者就是要爱护百姓、顺从百姓,依“道”实施无为之治。而那些耽于美酒佳肴、女色利禄、驰骋蚊猎的人,那些剥夺百姓、压迫百姓、肆意妄为、肆起干戈的统治者就是不懂“善建”、“善抱”的道,就是背离了“道”。这样的人、这样的政权即使对鬼神再尊崇,祭祀再隆重,也不可能“祭祀不辍”,子孙不会永远延续。
 
接下来老子提出了“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既说明了修道对于自身、家庭、乡里、国家、天下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一种修道养德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修道于自身,德性就会纯真;之后可以修道于自家,这样德性就会盈盛;然后可以修道于乡郭,如此德性才会长久;然后可以修道于国家,德性才会丰隆;最后修道于天下,德性才会普及。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虽然道家以为“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而儒家则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其间有“为而为”与“无为而为”的差别,但它们的路线却是重叠的。圣人都是得道于自身而后可以教化万民,没有身不修而可以为万民之主的。因此,在老子眼中那些得道的圣人,才是理想的统治者,而那些只知道贪图享乐、肆意妄为的统冶者是不合格的,是非道的,是“盗夸”。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知道了“道”、“德”对为身、为家、为乡、为国、为天下的重要作用以后,就可以反过来通过身、家、乡、国、天下的情况看个人以及统治者是否有德,是否守道。人不纯朴、不真实、不谦恭就是失德失道;家不和睦、不团结就是失德失道;乡郭民风不朴实、百业不兴旺就是失德失道;国家不强盛,上下不同心就是失德失道;天下不安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就是失德失道。老子通过这些来告诫人们,劝诫统治者时时应该进行反省,经常审视自己是否失德,施政是否有道。
 
【哲理引申】
 
提到中国古代的明君,很多人会立刻想到唐太宗李世民,这位贞观之治的缔造者,被所有后世的皇帝视作典范,连乾隆皇帝都对其钦佩不已。李世民登基以后,采取以民为本的政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减轻税赋,厉行节俭。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清谨自守。王公贵族、大臣豪强没有敢侵欺百姓的。商路上不再有盗贼,监狱里很少出现罪犯,马牛布野,外户不闭。旅客外出自山东至于沧海都不用自带粮食,在路上就有人供给。民风淳朴,旅客路过村落,一定会受到厚重款待,这都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事”。
 
一次,唐太宗与群臣议论怎样禁止盗贼。有的人请求使用严厉的刑法来禁止他们。唐太宗听了微笑着说:“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朕应当去掉奢侈的花费,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让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怎么能用严厉的刑法呢!”按这样实行以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而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唐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裕国家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常在自身。欲望兴盛,费用就会增大;费用增大,赋役就会繁重;赋役繁重,民众就会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会危急;国家危急,君主就会丧失政权。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除了爱民,他对辅佐自己的大臣也真心相待。李绩回朝任兵部尚书时,积劳成疾,重病缠身。太宗亲自探望,敦促太医认真治疗,甚至过问李绩所服药物。太医向他禀报说:“此病乃多年风寒淤积所致,我有一验方,其他药物都有,只缺‘须灰’一味。”唐太宗迫不及待地问:“须灰是何药,能找到吗?”太医解释说:“须灰就是胡须所烧成之灰。”唐太宗一听,马上说道:“这药我有。”立即命人取来剪刀,亲自将自己的胡须剪下,烧成灰后,又亲自将须灰调入药中,让李绩服下。李绩服药后,病情迅速好转,很快便痊愈了。他被太宗剪须一事感动得“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唐太宗就做到了这一点。
 
正因为唐太宗爱护下属,所以所有的大臣都尽忠职守,敢于直谏事实,国家政治变得十分清明;正因为他爱护百姓,所以百姓没有重税徭役,生活得都很安乐,没有作奸犯科之人,一时天下大治。老子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观看唐太宗李世民的言行,即可知道圣明的统治者一定是将“爱民”作为最基本的治理之道的。可惜后世的统治者,能向他学习的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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