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离去时，有个不满的“寓客”经过王会悟身边，嘟囔着，“女人办事，见风就是雨的，不牢靠！”
王会悟涨红着脸，咬着嘴唇，直到大家都走了，她才匆匆离开。
丈夫李达回到家，对跟随进来的王会悟说：“你是怎么回事？今天搅散会议，你可要负责啊！”
然而，就在王会悟陷入丈夫指责声中、深感内疚时，此时的李公馆已经陷入被包围之中。
7
原来，就在神秘的“寓客”在王会悟的搅和下，一个个都迅速地离开了会场后，不多久，只见两辆警车从法国巡捕房出发，风驰电掣直奔望志路，径直将车停在李公馆门前，荷枪实弹的警察，立即将李公馆包围得水泄不通。几个法国巡捕在中年男子的带领下，横冲直撞，闯进了李汉俊家。
李汉俊暗自庆幸王会悟的机警、敏锐，汇报及时，散会及时，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因此，面对法国巡捕，李汉俊面不改色，甚至坐在客厅里，架起二郎腿，悠闲地喝起茶来，任凭他们在公馆里翻天动地地搜查。
将李公馆上上下下、角角落落翻了个底朝天的法国巡捕，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就气急败坏地逼问李汉俊。擅长英语、日语、法语、德语的李汉俊，应付自如，他用流利的法语答复巡捕，说上午来了几个教授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问题，有什么错？犯了什么法？法国巡捕见李汉俊气定悠闲，确实是查不到任何可疑之处，加之李汉俊也是上海名流，拿不到一点把柄的法国巡捕，狠狠瞪了一眼“包打听”的中年男子，只得一无所获地怏怏离去。
当晚12时，多数神秘“寓客”集聚在李达的住处，“立下大功”的王会悟也在其中，大家共同商议下步该如何继续。
“博文女校，李公馆，已不宜停留。我看，还不如在上海某个静僻的街道找个旅馆。”有人建议。
“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你们觉得到杭州西湖如何？”有人主张。
“在上海，这么多人聚到一块儿，容易引起警察的注意；到达官显宦的游乐场所、护卫军警严守的杭州西湖，无异于自投虎口。”大家议论着，分析着。
王会悟听着大家的议论，想了想说：“我来出个主意吧。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景色秀丽，但不像杭州西湖那样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
其中一个面相忠厚、带有浓重黄安口音的人说：“我赞成王会悟先生的意见。她有胆有识，思虑缜密，再说嘉兴是她从小生长、读书的地方，那里的情况她必定十分熟悉。”
于是，经过大家细致、周密的规划，王会悟的身影在7月31日凌晨出现在嘉兴的长途客车站……
8
“穆湖莲叶小于钱，卧柳虽多不碍船。
两岸新苗才过雨，夕阳沟水响溪田。”
……
一艘游船，行驶在荷花绽放、鸳鸯戏水的南湖。巡视的警察，透过中舱窗口，看到是十来个身着夏布长衫或西式衬衣的“嬉皮先生”，围着方桌摆弄着茶具和麻将。在前舱凉栅的藤榻上，斜坐着一位身着粉红丝绸旗袍，打扮入时的“歌女”，一边随着节拍哼着嘉兴小调，一边观赏盛夏的南湖雨景。
“只不过是一群游手好闲、胸无大志的花花公子与一歌女寻欢作乐，故弄风雅！”巡警不屑地道。游船在他们眼皮底下，如入无人之境，径直行驶到了柳枝环抱的“烟雨楼”前。船内的“麻将先生们”，嬉笑怒骂地沉迷于桌上的麻将，内心却在暗暗观察地形，选择游船停靠的合适位置。
时针已近11点，细雨越下越密。从湖面望去，烟雨楼已完全隐没在蒙蒙烟雨里，游船缓缓地摇向湖心。细雨，时稀时稠；游船时停时行。当有其他游船靠近、或有巡警路过时，打扮入时的“歌女”王会悟便哼起家乡嘉兴小调，手指敲着栏杆打节拍，“神秘寓客”们就立即停止讨论，兴趣盎然地搓起麻将来。
当游船避开众人耳目，只有雨点为乐时，“寓客”们就开始展开激烈的讨论。而王会悟，依旧警觉地巡视着南湖周围的一切动静，以歌声附和着拍栏的敲击声，及时传递着凶吉信息，“寓客”们便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以掩人耳目。
下午1时，似乎压抑了多时的“寓客”们，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振奋人心的轻声欢呼在船内回荡。
王会悟倾听着船内的动静，欣喜万分地跑到后舱，拿出早已备好的酒菜，催促“寓客”们快进午餐。
细雨中的游船上，似乎是“寓客”们吃得最为轻松、愉悦的一顿午餐，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兴奋之情，相互之间举杯互庆。
下午6时，“寓客”们似乎都长长地吁了口气，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解放万岁的轻呼，通过雨声的传递，响彻中华大地。
9
特务、巡捕、包打听林立的上海当局，做梦也没有料到，在他们设下重重关卡、大开杀戒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一大”却在上海和南湖这条小船上顺利召开了，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这13名热血沸腾的“寓客”的名字，后来早已为人熟知，他们分别是：董必武、李汉俊、包惠僧、陈潭秋、刘仁静、张国焘、何叔衡、李达、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此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第一个到达上海的，是以新婚度蜜月为由的广东代表陈公博，他们夫妻没有入住博文女校，而是住在自己预订的豪华大东饭店；听完王会悟汇报，当机立断宣布散会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觉得王会悟的汇报搅散了会议的，是张国焘；而第一个赞成王会悟建议、将会议地址从上海李公馆转移到南湖游船上的，则是开国功勋元老董必武；最有趣的是，王会悟从警察眼皮底下拉走的“傻表哥”并非他人，而是一代伟人毛泽东。
10
多年以后，电视台《红色岁月》专访摄制组，邀请了居住在北京、90岁高龄的王会悟，一同在镜头下回忆了“一大”召开的整个历程。主持人说，“一大”在白色恐怖袭卷中华大地的危险时刻，成功召开，王会悟功不可没，“一大代表”们都称她是“一大幕后功臣”！
从王会悟帮丈夫李达寄出邀请信函，到选址、安排代表们住宿、开会，给每位代表发放来去经费、再到成功转移会址化险为夷，她承担着事无巨细的“警卫”千斤重担。
90高龄的王会悟，面对亿万电视观众，平和地说道：“一大会议因我的疑虑延长，但延长的却是整个中华的希望。作为中华儿女我理当要义无反顾地抛弃所有，在一大幕后灌注所有真情和温情，追求一分本真的温馨、和谐和宽容，不计得失、全心全意的付出。我也相信，这个担子若是交给别人去挑，他们也会同我一样。”
老人的话，让无数电视观众都潸然泪下，感慨万千。细细地品看这段历史故事，天下人都相信，拥有王会悟这样的中华儿女，中华大地，理所当然地要绽放出属于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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