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三天前，文福哥就这件事跟我说了几句话。 我问照片上的人是谁，周哥回答：“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四大导师。” 我说：“中科院导师有五位，要拍就拍五位，不能只拍四位，扔掉一位。再说了，最后一位是考古学家李吉。” ，而考古学有图片，可以拍出精彩的镜头。” ”周说：“传闻四大名师拍到了，而李寄却没有拍到。 “我只能表达我的遗憾。
值此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大师的记忆》即将开播之际，我想对清华大学的导师说几句，恳请指正。 或许这个话题对研究清华历史会有一些裨益。
清华大学花园荷塘月光匾
俗话说，清华国学有“四大导师”。 “四大”是对的，但如果认为整个中科院有四位导师，那就错了。 清华国学研究院一生有过五位导师。 除了“四大伟人”王、梁、陈、赵之外，第五位就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清华国学院师生合影，从左至右：李季讲师/王国维教授/梁启超/赵元任。
后来他成为一名学生。 陈寅恪还没有到学校。
1925年2月，在校长曹云祥的主持下，清华大学中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锣鼓成立。 此前，以崇尚白话文学而闻名的胡适曾建议曹院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学习国外大学研究生院以学术论文为专题研究的方法，设立研究院。 曹总深信不疑。 他首先聘请了清华大学出身、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国的32岁名人吴宓（又名余僧）主持研究院筹建事务。 他还要求吴某保留他签署的证书。 任命书一一发出。 不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王国维、梁启超和在国外的赵元任、陈寅恪等被聘为教授。 ——这就是震惊世界学术界、广为流传并影响后世的清华国学“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
吴宓，曾任教于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不遗余力聘请“四大名师”来校任教。 其受到后人广泛推崇的显着特点之一，就是重视真才实学，不崇尚虚名，不轻信文凭。 “四巨头”中，只有赵元任拥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而王、梁、陈三人都没有博士、硕士学位，甚至连学士学位都没有。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任教后，被耶鲁大学授予“文学博士”称号。 虽然他们头上没有闪亮的博士帽，但三人学识渊博，学识渊博，思想博大精深。 他们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 年轻的陈寅恪留学十六年，转学到哈佛、柏林等美国和欧洲的名牌大学。 他最终没能拿到博士学位，又回来了。 他读书纯粹是为了求知。 当时在哈佛大学求学的三位中国学生陈寅恪、吴宓、唐永通被称为“哈佛三杰”。 他们风头正劲，吸引了同龄人的注意。 而陈寅恪就是马中的“赤兔”。 他的学识如此博大精深，达到了圆满的仙境。 多年后，谈到陈寅恪的知识分子性格，吴宓曾感慨地说：“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从欧洲来到美国。 他最初住在剑桥区的奥本山街。 经于大为介绍，米衡拜访并聆听了他的谈话。 泽因克不仅学识渊博，还了解中西政治社会的内幕，比如巴黎妓女的生活、秘密卖淫，以及欧美男女。 晚婚、嫁不出去的痛苦和弊端都被详细描述了……这些年来他在中国文学、音乐学和诗歌方面启发和教导的人还有很多。 ”纵观吴宓的一生，这句话应该是出于对他的学者行为和品格的由衷敬佩。
1937年抗战前，陈寅恪夫妇及家人在清华园
至于“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的称号是谁最先创造的，后世研究者已难以考证。 据赵元任的妻子杨不为回忆：“‘四大教授’的称号不是我们自己称呼的，这其实是张仲舒在接近元任时在信中说的，他见面时也这么说。会议上的校长……事实上，正式名称是‘四大导师’。” [3]当时的张仲舒也是这样。 张彭春与赵元任、胡适等人一起赴美留学，是1910年清政府耿资助的第二批直接留学美国的学生之一； 他也是南开大学创始人、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张伯苓的弟弟。 赵元任来到清华当教授主要是因为张的推荐，而陈寅恪则以吴宓、王、梁的推荐为荣。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就位于这座大楼内
杨不为说的是李季进清华大学之前的事。 李季进入清华大学后，成为清华大学五位导师之一。
李季，字季之，1896年6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 4岁进入书房，开始阅读表弟的“盘古先出，天地初分”等古书。 据李季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张广智介绍：“他的表弟是个老学者，最喜欢打闷棍，所以虽然他（李季）现在不记得自己受教育的好处了，但他还记得。” 头部被击中数次。”这些故事是李济在台大任教时向张讲的。张觉得这些故事很可笑，但并不否认这是事实。1907年，李济进入其中一所学校。北京的两所著名中学——南城武城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对于肖敬观的父亲来说，是在14岁时考入清华学堂的。用李季后来的话说，“到了清华考大学的时候（即宣统二年），虽然很多人不愿意送孩子去外国学校，但也有一些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外国学校”。我是其中之一，我很幸运地通过了考试，因此，我在上半年进入了清华，尽管有政治变化，但清华仍然没有停课。去学校了。”
1918年，一位名叫列宁的世界级政治家，带领俄罗斯工人一“枪”夺取政权后，突然被一个名叫卡普兰的女间谍刺杀，险些丧命（见苏联电影《列宁》）。 1918 年）； 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十一月）。 在清华大学学习了八年之后，李季作为公派留学生悄悄前往西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开始了他的“侨民”生涯。 1923年，李季历时三年完成了《中国人民的形成：人类学探究》。 根据111位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春秋至明末建城的发展、十大姓氏的起源与分布、南北民族的融合等，这部作品综合了中华民族的五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科学研究的创举。 其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材料早已为学者们研究中国社会史所遵循的标杆。 正是因为这部作品，年仅27岁的李继荣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获得博士学位后，李季立刻收拾好行李，告别了风景秀丽的查尔斯河和度过了三年青春的哈佛校园，踏上了回国之旅。 不久，他受聘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Att Freer Gallery派CWBishop率团来华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 鉴于李济在学术界的声誉日益高涨，作为他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最早的贡献，毕肖普从北京共青团总部写信给天津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在北京的考古队。 1925年初，李季辞去南开大学教职，加入毕肖普等人行列，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从事科学研究的先例，奠定了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次、第三次发掘”奠定了基础，为解决财政问题奠定了基础”（李继玉）。
李季加入主教考古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开学了。 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丁文江看到了清华大学未来的美好前景，建议李季去清华大学任教、做研究。 ，并向老朋友梁启超介绍了情况，两人共同将他推荐给了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翔。 曹操听闻李济的经验和名声后，当即决定聘用他。 于是，当时29岁的李季就任中国研究院讲师。
1925年6月15日，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正式公布了清华大学的教职人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吉。
助理教练：卢伟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张明皇。
导演：吴宓。
职员：健康专业的学生。
助理：周光武。
这样一支精干精干的师资队伍受到了校内外同仁的高度评价。 他们更对沉默寡言的王国维感到满意，声称这符合他早期对学校管理的论述：“一所学校的教授多了，声誉就差了，管理的人少了，一所学校的成绩就差了。”将会非常可观！” 不幸的是，王的言论被清华大学和全国教育界视为谬论，被无情地抛弃。
2001年，陈丹青创作了一幅名为《国学研究院》的油画，他声称这幅画被拍卖了数千万元。 这个东西大概是想表达上述在清华研究院的那段生活。 不幸的是，当陈寅恪来国学研究院任教时，吴宓已经离开了国学研究院。 也就是说，吴宓和陈寅恪从来没有在研究所共事过。 空缺的主任职位最初由曹校长填补，后改为由教务长梅贻琪兼任。 不知道这幅画中的五个人物代表了什么时间、什么样的场景？ 正在向世界发出什么信息？ 看来确实如此，吴宓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去他的老基地——研究所看望亲朋好友了。 如果要表现吴氏与“四大名师”共事的一生，是不成立的。
被誉为“史上最牛逼的文凭”。
这张证书从另一个侧面为清华研究院总共五位导师提供了“铁证”。
从清华大学的整个聘任过程可以看出，由于当时中国学者的数量，特别是享有盛誉的“海龟”数量还很少，学者之间的相互推荐和学校领导的认可学者在这里发挥了作用。 重叠效应。 就整个导师团队而言，李济此时虽已具有大师地位，是研究院五位导师之一，但后世学者并没有将他与王、梁、陈“四大导师”并列。 ，还有赵。 从表面上看，成为“五巨头”的原因是他没有以前“四巨头”的教授头衔。 其实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和细节，而这些细节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变得模糊。 ，从而成为不断被剪裁、重组而陷入混乱的历史公案。
关于李济未能成为“五巨头”之一，一种说法是李济当时正在与美国费里尔艺术博物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 从时间分配上来说，考古发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他的大部分工资都是美国分配的。 ，每月300元，清华大学每月100元。 两者加起来，与“四大”教授梁、王、陈、赵教授的工资完全一样。 [16]由于清华大学支付的100元不是教授的工资，所以只能给他戴上特约讲师的帽子。 没想到，“教授”和“讲师”两种帽子的区别，多年来引起了学者们的困惑和困惑。
另一种说法是，当丁、梁向曹云翔推荐李季时，曹云翔最初想聘请李季为研究所的全职教授，与前四人的头衔相同，创造了“五位良师”。 ”，也就是当时习近平蜀霸刘备麾下的“五虎将”阵营，一统天下。 当研究院筹办主任吴宓奉命联系李吉时，他发现情况并不像曹院长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野外考古发掘工作特别感兴趣的李吉，已经和毕世博签订了合同，不愿意彻底放弃。 他在费里尔艺术博物馆的考古队工作，但他不忍心放弃回到母校服务的机会。 他对于是否成为清华大学的全职教授犹豫不决。 他公开向吴宓求婚的原因是担心他无法“常年住院，担任教授”。 和指导”。 吴宓向曹云翔报告了这一困境，并与曹、梁、吴、丁等人讨论后得出结论：李济虽然年轻，但他是中国研究人类学的第一“龟”，学术前景广阔。无限，所以他决定让李季兼顾两端，并聘请李季为特约讲师。 丁文江不遗余力地劝说李，认为清华研究院的工作性质与南开不同。 在南开，纯粹是教学，而在清华，主要是研究，他的学生也只有几个。 他告诉李“不要这么做，放弃做第一手科研的机会”等等。李季听了丁的建议，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情况在《新闻》栏目中披露。 《清华周刊》第345期文章称：“26日，李老师来到学校，会见了吴宓博士。 他听说学校打算邀请他当教授，生怕妨碍毕肖普。 毕），李先生暂时担任讲师。”此外，吴宓在日记中还记下了这样的内容：“下午两点钟，李季如约来了，如果他愿意的话，就聘用他。 最好还是当个特约讲师吧。”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历史专家孙敦衡表示，这种招聘方式符合当时清华大学的相关规章制度。 这样任命的人并不是李某。 后来随李吉去山西考古发掘的袁福利，因为先在地质调查所工作，所以来到清华大学讲学，被聘为新清华大学系的地质学讲师。 后来著名学者梁漱溟、马衡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也因为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在职教授。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此时的赵元任已经是正式入围“四大”之一的教授了。 然而，1929年，他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兼任语言组组长后，来到清华任教。 他头上的帽子也是中文系讲师的头衔。
据清华档案馆收藏的《研究院年鉴》记载，1927年6月，清华校务委员会在讨论李继汉询问他下一年的薪水时，决定：“如果毕肖普仍续约，学校将继续聘任李继汉为学院讲师；若毕士波不续约，学校将聘任李继为大学教授。因此，毕士波将继续聘用李继进行考古工作。和他一起发掘，明年李季仍将在该研究所担任讲师。
对于这起公案，李积的儿子李光谟后来作出了补充推论：“也许李积教授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不被视为‘国学’，不能进入风雅殿堂；而且——这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毕竟李季在中科院受聘时还不满二十九岁，还不足以算得上助教和第一名。而当时的第二届研究生，比李季年长几岁的还有很多，但他确实是一位真正的导师，也是第一个担任研究生导师的特约讲师。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召开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时，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到，成立时导师应有五人，其中李继之先生的职称。当时是讲师，但他是五位导师之一。” 李光谟分析了清华大学的聘任制度，几乎与孙敦衡所描述的一样，他说：“清华国学的‘一生’（四年）里，第一批教授中似乎只有四位。导师。 称他们为‘四大’，确实是名副其实。”
或许，这就是李积没有被后人誉为“五大”之一，而只是“五大”之一的原因。
当然，当时的李寄并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关于“多少”和“多少”的问题如此复杂的纠葛和争论。 他刚刚怀着自己的兴趣和抱负，满怀热情走进清华大学。 实现他的理想。 从当时清华大学的“官方文件”来看，李季以硕士身份和讲师头衔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后，担任的课程包括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等。 、古代文物和考古学。 其间还主持考古陈列室并担任历史系教授。 令人有些遗憾的是，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只指导了一名半研究生。 一个是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后来发现者、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另一半是徐仲舒（徐是首届研究生，主要师从王国维学习古代文字学和殷周民族史，所以他学习了下李季本文部分内容引用自岳南所著的《南渡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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