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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辞

时间:06-06 国学经典 纠错

文心雕龙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资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又以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

  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

  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言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斯见也。

  赞曰∶

  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

  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珮。

  《丽辞》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五篇,论述文辞的对偶问题。“丽”,即耦,也作偶,就是双、对。讲究对偶,是我国文学艺术独有的特色之一;对偶的构成,和汉字的特点有重要关系。所以,从我国最早的文献《易经》、《尚书》等,直到现在的文学作品以至一般著作,也常用对偶。本篇就是对这一重要问题所做初步总结。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对偶的形成原因及其源流梗概。刘勰认为,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是成双的,因此,反映万物的文学创作,只要对事物作全面考虑,就可“自然成对”。这个道理虽然很不全面,但它不是从追求华丽出发,而是从客观事物的自然之美出发。联系下面所讲“奇偶适变,不劳经营”等观点来看,用不用对偶,取决于内容,则对偶的运用,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客观事物。因此,刘勰认为古书上的对偶,如“满招损,谦受益”之类,并不是有意为对,而是事实如此,“率然对尔”。到汉代以后(主要是东汉以后),逐渐“崇盛丽辞”,才愈来愈讲求精细,并发展而为繁滥。

  第二部分讲对偶的种类。刘勰将古来对偶归纳为四种类型:言对、事对、反对、正对。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也包括在四种基本类型之中了。刘勰认为这四种对,言对易,事对难,反对优,正对劣。他的分析基本上是对的。

  第三部分首先列举几种应该避免的弊病,如相对两方的内容重复、优劣不均、孤立无偶和对偶平庸等,然后提出总的要求:要对得合理恰当,并美如联璧;对句和散句应交错运用,像用种种不同的玉器加以调节。

  刘勰生当六朝骈文盛行之际,《文心雕龙》也用骈文写成;本篇所论,褒多于贬,说是他对骈文是有所偏爱的。在文学创作中,若发挥汉语的有利因素,“奇偶适变”,对加强作品的艺术性,以及更好地表达某些内容,都是有益的。刘勰对此做了初步总结,也是可取的。问题在于,本篇并非专论对偶;所谓“迭用奇偶”,显然指骈文而言。一般散文只是偶用对句,就不存在“迭用奇偶,节以杂佩”的问题。骈文以对句为主,可说是雕章琢句的典型文体,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是意义不大的。

  (一)
  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必然成双成对;这种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使事物不可能孤独形成。经由人心产生的作品,作者对各种思虑的安排处理,要使得前后上下配置适当,自然就形成了对句。唐尧虞舜时期的作品,虽然还未充分讲究文采,可是皋陶在赞助舜帝的话中就讲到:“罪过有疑问要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应从重奖励。”益向舜陈说谋议中也讲到:“自满必带来损害,谦虚必受到益处。”这岂是有意制造对偶?随意讲出就自然成对了。《周易》中的《文言》、《系辞》,是经圣人精思写成的。《乾卦》中讲“元、亨、利、贞”的一段,是句句排偶;讲“云从龙、风从虎”等同类相感的话,则字字相对;讲乾易坤简的道理,就婉转曲折相对;讲“日往则月来”等,便和“寒往则暑来”等遥相对应:这些论述的字句变化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意思相对则是一致的。至于《诗经》中的诗篇,春秋时期各国大夫的应对辞令,其对句和散句都是随不同的内容而变化,并非着意安排。到汉代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杰出的作者,特别爱好骈俪;他们的作品,有如古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铸,在作品上精雕细刻,使骈偶句子和丰富的文采交相辉映,相对的意义和高雅的韵味并驾齐驱。到魏晋时期的作者们,造句更为精密,对字偶意,推敲得细致入微。但对偶得当者达于精巧,滥凑浮华者便无成效。

  (二)
  对偶的格式,约有四种:言对是易对的,事对是难对的,反对是好对,正对是劣对。所谓“言对”,只是文辞上的对偶;所谓“事对”,是用两种前人故实组成的对偶;所谓“反对”,是事理相反而旨趣相合的对偶;所谓“正对”,是事虽有异而意义相同的对偶。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所说:“(帝王)应用《礼》来修饰容仪,在《书》中遨游学习。”这就属于言对一类。宋玉《神女赋》中所说:“毛嫱遮上衣袖,不足法式;西施掩住面容,比之逊色。”这就属于事对一类。王粲《登楼赋》中所说:“钟仪被囚禁在晋国,仍然弹奏楚声;庄易做高官于楚国,病中仍发出越吟。”这就属于反对一类。张载在《七哀》诗中所说:“汉高祖怀念家乡枌榆,光武帝思念家乡白水。”这就属于正对一类。这几种对偶中,司马相如的对句只由内心组辞而成,所以言对比较易作;宋玉是征引前人故实成对,所以事对比较难作;王粲是用被囚和官显两种相反的人来说明“人情同于怀土”,所以反对是较好的;张载的出句和对句都是说帝王怀乡,所以正对是较差的。无论言对事对,都各有反正两种,照此推究,各种对偶的类型就很清楚了。

  (三)
  张华的《杂诗》中说:“远游的雁并翅飞翔,归来的鸿连翼而飞。”刘琨的《重赠卢谌》诗中说:“孔子听说获麟而悲伤,孔丘因鲁国打猎获麟而哭泣。”这种重复,就是对偶中多余的枝指了。因此,美好的言对,以精巧为贵;高明的事对,必求其恰当。如以两事相对,而优劣不相称,就如驾车,左边是良马而右边是劣马。若所写事物是孤立的,没有什么和它相对,就像只有一足的夔跳着走路了。即使有了对偶,但没有奇异的同类,缺乏特殊的文采,写得平平常常,就必将使人读之昏昏欲睡。所以,必须做到事理圆合,对偶精密,有如双双璧玉的章采;并交错运用偶句和散句,就像用各种不同的佩玉加以调节,这就是完美的俪辞了。按照这种要求来思考,运用对偶的道理自然就清楚了。

  (四)
  总之,事物本身自然成双,文辞也往往俱有对偶。创作中能上下左右兼顾,偶辞的精巧及其所含意味就能同时得到表现。这种对偶像光彩的并蒂鲜花,具有明净的千姿百态。对偶句和单句都加润饰,就如那兼有各色玉器的杂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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