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打耳洞的时候是十五岁。
那时的我成绩是中学里前列的，好像不是很用功也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绩。课堂上有时喜欢跟老师叫板，自己懂了的内容就不听，然后在抽屉里做其他科目的练习题。放假回家跟爸妈吵架，总觉得整个世界都不理解自己。
傍晚的时候会在跑道上一圈又一圈地走，对未来生活的未知与少女特有的伤春悲秋袭击了我。据说人一辈子都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知道自己不是带着主角光环，却也希望上天能像眷顾玛丽苏小说里面的女主那样，因为看到我善良的心地与清澈的眼睛而赠予我一段精彩丰富的人生。
当一个同样十五岁的少女遇到我，与我一同坐在操场上，时而默默地看着夕阳，时而说说我们心里对其他女生的评价，还有那个心里怀着朦胧情感对待的男生时，眼睛里不自觉多了一份相互珍惜。其实我们是同班同学，但是之前一直都没怎么交往。她成绩不好，上课时乖乖的，下课就敢跟同学与老师开玩笑。
我们在一个星期五的夜晚逃了自修去打了耳洞。尖锐的物体穿透小小的饱满的耳垂，我们年轻的手紧握在一起，像是得到一种契定的支持。
当那个路边小店的阿姨向我们极力推销小巧精致实际上现在看来却是很俗气的银耳钉时，我们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身上的零花钱买下了。
戴上的那一刻，心里有一种庄重的仪式感。好像因为打了耳洞，戴上耳钉这一仪式，所以在某一方面正式地长大了。是少女追求成为大人的爱美意识的复苏，还是对迷茫生活的一种解脱与反叛？总而言之，曾经的美好辰光里的我们在日记本上画了又画，告诉自己“我要一辈子都记住这一天”的那个日期，都渐渐让我们抛在路上。
那次耳洞打完后，我记得妈妈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给了我一些茶树油，叮嘱我抹在耳朵上。心里本来有些隐隐的不安，觉得这是小小的反叛，还有一种小小的个性在宣示着自己的特别——每个人都是自恋的，认为自己是特别的，即使淹没在人群也是揣摩着最在乎自己的心理。没想到妈妈的态度如此缓和，让我庆幸之余又有些遗憾。
之后便是和那位女同学在隔日做操时，两人有些兴奋地绑起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还有花蕊形状的耳钉。阳光下，我们目光相遇，紧张得手都潮湿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耳钉在发亮，目光也在发亮。
后来上了不同的高中，我和那位同学也失去了联系。在学业繁重的高中，我慢慢地也就忘记了卸下的那枚俗气可笑的耳钉。而且，那也是教务主任的要求。
一直到了高三，教务室的广播突然播报保卫科提醒，请同学们不要在木棉树下读书，以免被木棉花砸到。所有的同学听到都哄然大笑。
想到再过几个月就要从这所中学离开，开启一段新的旅程，我的鼻子有些发酸。想到了曾经花蕊式的耳钉，忙回到宿舍后翻箱倒柜地找，结果它已经有些发黄了。
我轻轻地把它靠近耳朵，却发现耳洞已经堵住了。
就像所有我们认为最隐秘的事情到最后会外表如初一样，我们最终还是长成了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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