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在香港丢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这是作家余华2007年5月21日在上海中德心理治疗大会上的演讲《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中的一段话。我在读到这段话时，陷入了沉思。这段话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身份”对一个人何其重要；二是“身份”引起的我们的心理和精神的焦虑。
著名作家贾平凹最近完成了长篇小说《高兴》的创作，他的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进城的农民工生存命运的故事，他在向文化媒体介绍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时，也说到了自己和城市生活的关系。贾平凹说：“我平日对城市生活这样不满那样不满，但我已离不开城市生活，每每想到这里，我也不知道我成了什么……”这里有贾平凹从农民生活到城市生活身份转换的矛盾和困惑，有他对城市身份的抵触和依恋，和他超越农民身份、城市身份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总之，身份，不同的身份，使贾平凹深深地感到人生选择不同，认识角度不同，生命觉悟不同，这会伴随着、纠缠着身份带来的困惑与矛盾。因此，在小说中贾平凹也写了刘高兴、五富、黄八这三个男人的故事中身份的问题，具体讲，就是这几个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对城市身份的追求，是他重点描述的内容。这些农民“只是生在乡下而已，面对城市他们有想法”，其中，刘高兴甚至通过自己卖掉的一只肾不断地臆想自己与这个城市的亲近，并宣扬“我活该要做西安人”……为了能够立足这个城市，为了能够“亲近城市”，为了寻求城市的身份，却是通过这样的近于残酷的方式来实现！居住在城市的人，拥有了城市的生活身份的人，或许关心的问题在生活的别处，但对这些进城的农民工来说，身份，获得城市的身份，就是意味着一种人生命运，一种幸福的梦想和生命的理想。但是，“刘高兴是无法融入进这个城市的。刘高兴能不能在城里继续下去，我也无法说清楚，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吧。刘高兴的命运，也就是农民工的命运。身份，的确成为了这些农民工的重大的人生选择”。
然而，城市的一代青年又何尝不是在进行“身份”的获得这种人生的重大争取呢？最近被誉为“是80后文化新标志”的电视剧《奋斗》热播，该剧导演赵宝刚如此解读《奋斗》剧情：每个人都在奋斗，为了获得感情也是一种奋斗啊。比如华子开发廊又开饭店能不叫奋斗吗？露露为了得到一张北京身份证，也在奋斗啊。该剧编辑石康阐释《奋斗》说：我觉得现在有钱人才是北京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买得起城里的房子，所以，我们定义为新北京人，新北京话，不再使用纯粹的北京话……这表现的正是这些“80后”青年的种种身份，包括对爱情身份、城市身份、新北京人身份、有钱人身份和自我身份的追求。
“在他人眼里，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是一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对自身身份的一种难言的‘焦虑’。”这是英国才子作家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对当代人的“身份”对生命、职业和社会生活影响的重点剖析。的确，在当代社会，当代人最感困惑和焦虑的就是这种地位和身份。
针对地位和社会身份的追求，有的人通过财富数字表现出来，有人通过炫耀性的消费体现出来，有的人通过奢华的生活证实自我。固然，我们的社会生活、职业等，要求和逼迫我们必须具有身份，但从哲学层面讲，身份又是心灵的，是灵魂的，是精神世界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虽然拥有了巨额的财富，但心灵仍然是孤独的，灵魂仍然是无价值的，生命变得日益空虚，精神贫乏、道德无能的原因……所以，只有真正解决了心灵和灵魂问题，身份，才能证实我们是自我的，是本质的，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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