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因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讽刺了斯大林而被捕，被捕后的第二天，他和一群囚犯被押送着步行去某处营地。这些囚犯中，有6名俄国士兵，还有1名德国平民。索尔仁尼琴被捕前的身份是俄国军官，随身带着一个箱子，他自己扛着箱子走，但他想：“我是一名军官，在这群囚犯中地位是最高的，怎么能扛着箱子和空着手的6名士兵及1名战败民族的平民一起走路呢？”于是，他便对押解队队长说：“我是军官，让德国人替我扛箱子吧！”队长同意了他的要求，命令那个德国人扛起了箱子。那个德国人便扛着箱子上路了，但走了一段路程之后，他把箱子不停地倒手，向押解人员示意自己已经拿不动了；和他并排走的那6个士兵一见，便主动上前接过箱子，轮流替他扛。而索尔仁尼琴却心安理得地空手走着。
多年以后，当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经历了地狱般的生活之后，再回忆这件往事时，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内疚感，因为此时的他认识到：“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人和人之间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怎么能要求那个德国公民替我扛箱子？在以后的岁月中，索尔仁尼琴为这件事深深地忏悔着，那种内疚的情绪，几乎伴随了他整个后半生。
内疚原是一种极为平常的心理活动，可是，物化社会的人们，心灵已经逐渐石化，灵魂日渐麻木，许多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羞耻感，对自己的某些行为不再产生内疚的感觉。索尔仁尼琴只因曾让一个德国人拿自己的箱子，内疚了几十年，这是一种高贵的内疚，永远亮丽在我们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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