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那年，我到离家几公里外的镇上读初中。从镇上到我们村，中间必须要经过一个沙土岗，岗上除了一片野枣树，还有就是一年四季的荒草和零星散落在荒草丛中的坟茔。母亲担心我会害怕，所以每到有晚自习课的时候，她就会拿了手电筒提前赶到沙土岗那里等着接我。
当时和我结伴而行的还有同村一个高年级的男孩，他老是笑话我：都读初中了还让大人接，像个女孩子！我便觉得很丢面子，回家后立马就对母亲说：“娘，以后就不要去接我了，我不害怕。”母亲嘴上答应着，可到了第二天，却又等在了那里。我再次抗议，母亲还是嘴上答应着，可就是言行不一，依然照接不误，只不过将公开等换成了悄悄“尾随”。
那两年里，就是因为母亲的“言行不一”，让我在同学中间落下了一个“胆小鬼”的绰号，以致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心里暗暗怨恨母亲，怨恨她作为一个大人，竟然说话不算数，害得我在同学们面前丢了面子。
25岁那年，刚刚新婚的我与好哥们大庆合开了一家小餐馆，生意一直不怎么景气。那阵子，我很羡慕大庆，因为，隔三岔五，他的父母就会双双驾临小餐馆，对大庆嘘寒问暖一番。每次望着他们俩离开餐馆时的背影，我都会立马想到我的父母，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让母亲来捧捧场，母亲说：“等田里庄稼收完了，我们就去。”
可是，田里的棉花摘回家，红薯入了窖，母亲却还是没来。直到两年后我们哥俩终于苦撑不住，小餐馆关门，母亲依然没有来过。我知道，她是心疼我生意不好，舍不得让我破费，可在我当时的记忆里，这无疑又是母亲的一次“自食其言”。
母亲最后一次说话不算数，是在她的晚年。60岁那年，县里搞开发区，征用了村里的耕地。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母亲，一下子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就又找了一份环卫工的差事。可是第三年，父亲的老胃病突然严重起来，不得不在家休息，所以扫大街的活儿便只能由母亲独自来干。我担心母亲身体吃不消，便劝她辞了这份工作，可母亲不愿意。
我知道母亲其实是舍不得那每月几百块钱的薪水，便说：“反正我现在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娘不必担心钱的事。再说，我现在要调到市里去了，再让老娘扫大街，总是好说不好听呀！”
听我这么一说，母亲便不再执拗，随即应允道：“那行，等把这个月干满了，就辞。”
谁知等我在市里安顿下来的三个月后回到小城，却看到母亲依然弯着腰在那里清扫，只是将工作路段换到了较为偏僻的一条街上。当时正值严冬，我看到母亲裸露的双手上满是张开的裂口，太阳一照，一道一道就像肆意疯长的枝枝杈杈，每一根都挑疼着我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我喉头一紧，上前紧紧抱住母亲，泪如雨下。我心里十分清楚，母亲之所以又一次说话不算数，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尽量不给孩子添负担。果然，直到66岁那年母亲去世，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向我和两个姐姐伸手要过一分钱。
眼下，已人到中年也早已为人父的我，再想起这些往事，除了心酸还有点感同身受，因为之于儿子我也居然不知不觉地就会做出一些说话总不算数的事情来。也终于明白：原来那个说话总“不算数”的人，有一件事却绝对算数，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想让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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