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的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他一个。那年，村里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
孙犁出生后，家境稍为宽裕。1924年，读完初级小学，按照家庭情况，应务农或外出学习商业，但父亲听了县邮政局长之言，发愿让他升学，习英语，以便考入邮政，说这是铁饭碗。于是，他随父亲去县城，考入高级小学。家乡距县城30公里，他同父亲是骑一头驴去的。路过河流和村庄，父亲就下去牵着牲口走，让孙犁坐在上面。
1926年，孙犁13岁，高小毕业，考入保定育德中学。保定离家乡90公里，而且是私立中学，收费甚高，一般家庭都供不起，但对孙犁满怀期望的父亲让他在那里读了七年，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后，孙犁在北平市政府工务局就职，但他因不能适应，屡请假，终被免职，回到了家乡。家乡无趣，他在家“待业”，每天手不释卷，练习作文；投了稿，却看不到相应的报纸。加上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他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而他想订的不是小报，是有名的《大公报》，别说村里，整个镇上，也没人订过这份报纸。
他先把这个念头跟刚新婚不久的妻子说了，妻子有钱，却说自己没钱，不给。他只好硬着头皮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一下说：“订一份《小实报》不行吗？”孙犁对于书籍、报章欣赏的起点很高，是取法乎上的。《小实报》他看不上。他没说话，退了出去。
父亲还是爱子心切，晚上又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
后来，每隔三天，就有一个专人骑着车子，通过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围墙的小胡同，送到孙家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把报纸送到孙犁手上。他坐在柴草上读社论、读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读完，然后将报纸珍重地叠好，放到屋里去。
可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他投的稿也未见登出来。但就像父亲从未放弃过他一样，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文学梦，后来妻子建议拿他心爱的报纸去裱糊屋顶棚，妻子说：“你已经看过好多遍，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可以省下买旧报纸的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白花。”他觉得有道理，便同意了。裱糊时，他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
尽管孙犁所依凭的，不过是一份报纸，但他像一粒文学种子，在土地中孕育着，寻找机会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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