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得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故《明法》曰：“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术者，下之所以侵上乱主也。故法废而私行，则人主孤特而独立，人臣群党而成朋。如此则主弱而臣强，此之谓乱国。故《明法》曰：“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
明主之治也，县爵禄以劝其民，民有利于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罚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爱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无奸者，非以爱主也，欲以爱爵禄而避罚也。故《明法》曰：“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处卑贱，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职，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则乱。”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谨事主者，以欲生而恶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恶死，则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杀之柄，专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尝有也。故治乱不以法断而决于重臣，生杀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专授则失。”
凡为主而不得行其令，废法而恣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已夺，令不得出，群臣弗为用，百姓弗为使，竟内之众不制，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如此者，灭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谓之灭。”
明主之道，卑贱不待尊贵而见，大臣不因左右而进，百官条通，群臣显见，有罚者主见其罪，有赏者主知其功。见知不悖，赏罚不差。有不蔽之术，故无壅遏之患。乱主则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远隔闭而不得闻。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谓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为奸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则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间，而使美恶之情不扬闻，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而无从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贱得言贵，故奸人不敢欺。乱主则不然，听无术数，断事不以参伍。故无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专国，主明蔽而聪塞，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具故其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党而劫杀之。故《明法》曰：“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
明主之治国也，案其当宜，行其正理。故其当赏者，群臣不得辞也；其当罚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赏功诛罪，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为也。故《明法》曰：“不为惠于法之内。”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群臣并进，策之以数，则私无所立。故《明法》曰：“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故威势在下，则主制于臣；威势在上，则臣制于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门守其户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势也。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明法》曰：“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权衡者，所以起轻重之数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恶利也，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人知事权衡之无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权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
尺寸寻丈者，所以得长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故《明法》曰：“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国之所以乱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督其实，故群臣以虚誉进其党；任官而不责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则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务多其佼而不为主用。故《明法》曰：“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乱主不察臣之功劳，誉众者，则赏之；不审其罪过，毁众者，则罚之。如此者，则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有罚。故功多而无赏，则臣不务尽力：行正而有罚，则贤圣无从竭能；行货财而得爵禄，则污辱之人在官；寄托之人不肖而位尊，则民倍公法而趋有势。如此，则悫愿之人失其职，而廉洁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无私，则奸臣不得其利焉。此奸臣之所务伤也。人主不参验其罪过，以无实之言诛之，则奸臣不能无事贵重而求推誉，以避刑罚而受禄赏焉。故《明法》曰：“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奸臣之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则相为候望于主，下则买誉于民。誉其党而使主尊之，毁不誉者而使主废之。其所利害者，主听而行之，如此，则群臣皆忘主而趋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为慝，是故忘主私佼，以进其誉。”
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国无明法，则百姓轻为非。是故奸邪之人用国事，则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则奸人为之视听者多矣。虽有大义，主无从知之。故《明法》曰：“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日夜佐主明于度数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奸邪之臣知法术明之必治也，治则奸臣困而法术之士显。是故邪之所务事者，使法无明，主无悟，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则奸邪之臣困伤矣，是方正之与奸邪不两进之势也。奸邪在主之侧者，不能勿恶也。唯恶之，则必候主间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故《明法》曰：“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恶也。失天下，灭宗庙，人主莫不恶也。忠臣之欲明法术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恶者，奸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则忠臣无从进其公正之数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乱主之行爵禄也，不以法令案功劳；其行刑罚也，不以法令案罪过。而听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赏，主为赏之；臣欲有所罚，主为罚之。废其公法，专听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务其党，重臣而忘其主，趋重臣之门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乱主则不然。故群臣处官位，受厚禄，莫务治国者，期于管国之重而擅其利，牧渔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
明主在上位，则竟内之众尽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职致治以安国家。乱主则不然，虽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虽有圣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国也。故属数虽众，不得进也；百官虽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无其实。故《明法》曰：“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
明主者，使下尽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务尊主而不敢顾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审，故大臣各处其位而不敢相贵。乱主则不然，法制废而不行，故群臣得务益其家；君臣无分，上下无别，故群臣得务相贵。如此者，非朝臣少也，众不为用也。故《明法》曰：“国无人者，非朝臣衰也，家与家务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也。”
人主之张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诛盗贼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则爵尊而禄厚；其所任官者小，则爵卑而禄薄。爵禄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乱主之治也，处尊位，受厚禄，养所与佼，而不以官为务。如此者，则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禄养佼，不以官为事，故官失职。”
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黑之分。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试，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专任法不自举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凡所谓功者，安主上，利万民者也。夫破军杀将，战胜攻取，使主无危亡之忧，而百姓无死虏之患，此军士之所以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内，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万民欢尽其力而奉养其主，此吏之所以为功也。匡主之过，救主之失，明理义以道其主，主无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与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审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功充其言则赏，不充其言则诛。故言智能者，必有见功而后举之；言恶败者，必有见过而后废之。如此则士上通而莫之能妒，不肖者困废而莫之能举。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罚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如此则群臣之举无功者，不敢进也；毁无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杀，主之分也；县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势尊显，主之分也；卑贱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听从，臣之分也。故君臣相与，高下之处也，如天之与地也；其分画之不同也，如白之与黑也。故君臣之间明别，则主尊臣卑。如此，则下之从上也，如响之应声；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随形。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以令则行，以禁则止，以求则得。此之谓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间明别，则易治。”
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者效其计，能者进其功。以前言督后事，所效当则赏之，不当则诛之，张官任吏治民，案法试课成功。守法而法之，身无烦劳而分职。故《明法》曰：“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英明的君主，掌握权谋策略而不可欺瞒，明确法度禁令而不能侵犯，分清上下职事而不容颠倒混乱。所以，群臣不敢行私舞弊，贵臣不能压制贱者，近臣不能阻碍远者，孤寡老弱不会丧失经常供养，国内尊卑分明而没有互相僭越的情况。这个就叫作治理得好的国家。所以，《明法》篇说：“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明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役使臣下的；私术，是臣下用来侵犯朝廷扰乱君主的。所以，法度废而私术行，人君就没有依靠而陷于孤立，臣下就拉帮结派而形成朋党。这样就形成主弱臣强的局面，这个就叫作混乱的国家。所以，《明法》篇说：“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君在上位，有必治的权势，群臣便不敢为非作歹。所以，群臣之所以不敢欺君，并不是喜爱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权势；百姓之所以争为君用，也不是喜爱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法令。因此，明主掌握着必胜的策略，来统治不得不被使用的人民；控制着“必尊”的势力，来制服不得不服从的臣子，这样就令行禁止，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所以，《明法》篇说：“尊君卑臣，非亲也，以势胜也。”
明君治国，立爵禄来鼓励人民，人民可以得利于君主，故君主能使役他们；立刑罚来镇慑人民，人民就将畏惧于君主，故君主能统治他们。所以，没有爵禄，君主就没有办法鼓励人民；没有刑罚，君主就没有办法镇慑人民。故人臣遵守规范执行君命，并非出于爱君，不过是出于趋利而避害；百官执行法度不行恶事，也不是出于爱君，不过是出于接受爵禄而躲避刑罚。所以，《明法》篇说：“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君主，专擅生杀，据有威势，掌握令行禁止的大权来驾御他的群臣，这就是为君之道。人臣，处在下位，奉行君令，严守本身职责，做好分内工作，这就是为臣之道。君行臣道则陷于混乱，臣行君道则陷于危亡。所以，上下没有分别，君道与臣道混同，是乱国的根本。所以，《明法》篇说：“君臣共道则乱。”
人臣之所以惶恐而谨慎地事奉君主，是因为要求生存怕死。假使人们都不要求生存，都不怕死，那就无法控制了。生杀之权专在大臣之手，而君主不危亡的事，是没有的。所以，国家治乱如不决定在法度，而是由重臣决定；生杀权柄如不掌握在君主自身，而是旁落在下面，这就是寄生的君主。所以，为人君主专愿把权势送给别人，就一定有被劫杀的忧患；专愿把法度送给别人，就一定有乱亡的祸事。这些都是亡国之君所走的道路。所以，《明法》篇说：“专授则失。”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得行其政令，法度废驰而对群臣放任，威严已经丧尽，权势已被剥夺，政令发不出去，群臣不为所用，百姓不为所使，国内的民众不能为所控制，那么，国就不是属于他的国，民也不是属于他的民。这种情况，乃是被欺灭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本不出谓之灭。”
明君的做法，接触下层人士不等待贵臣介绍，进用国家大臣不依靠左右进言，对百官的联系是顺畅的，对群臣的了解是明白的。对受罚的，君主明见他的罪；对受赏的，君主知道他的功。所见与所知没有谬误，所赏与所罚没有差错。因为他有不受蒙蔽的办法，所以没有被“堕遏”的忧患。昏君就不是如此，他的法令通不到人民群众，被疏远隔绝而不得了解情况。这种状况，乃是被壅遏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出而留谓之壅。”
人臣之所以能弄权行恶，是因为揽夺君权。人臣中一有揽夺君权的，君令就不能贯彻，下情就不能上通。以人臣的力量，就能隔离在君臣之间，使好坏的情况不得发表，祸福的事例不得通报，人君迷惑而无从觉悟，这种情况，便是被闭塞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明君，多听独断，听取意见的门户是很多的。对群臣的政策，也要求下级可以提醒上级，贱者可以评说贵者。所以奸臣不敢对他欺骗。昏君则不然，了解情况没有办法，裁决事情又不用参考验证。所以，无能的人上来，邪曲之臣专政，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忠臣想要设谋进谏的，又不得进用。这种情况，乃是被侵夺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人君治国，没有不具备法令和赏罚的。所以，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君主就尊显而不出奸臣；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当，群臣就一方面行私而蔽塞君主，另一方面结党而劫杀君主。所以，《明法》篇说：“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法度，是君主用来控制天下而禁止奸邪的，是用来统治海内而事奉宗庙的。私意，是可以产生祸乱、滋长奸邪而危害公正原则的，是可以蒙蔽君主、丧失正道而导致危亡的。法度得行则国治，私意得行则国乱。英明君主，虽对自己心爱的人，无功也不赏；虽对自己憎恶的人，无罪也不罚。按照法度规程来检验得失，与法度无关的事是不留意的。所以，《明法》篇说：“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
明君治国，总是根据恰当合适的原则，执行正确道理。所以，对于当赏的，群臣不得推辞；对于当罚的，群臣不敢逃避。赏功罚罪，本来是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杂草不铲除，就危害庄稼；盗贼不惩治，就伤害良民。如果弃公法而行私惠，那就等于便利奸邪而助长暴乱了。因为行私惠而赏了无功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贪图侥幸而谋求向上讨好；行私惠而赦了有罪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轻慢君主而轻易为非作歹。弃公法而行私意，明君是不肯干的。所以，《明法》篇说：“不为惠于法之内。”
大凡君主没有不要求人民效力的。使人民效力，就必须建立法度而推行政令。所以治理国家使役人民莫如有法，禁止淫乱抑制暴行莫有刑。贫者并非不愿意夺取富者的财物，然而他不敢，是法度不让他夺；强者并非不能施加暴行于弱者，然而他不敢，是畏惧法度的惩治。所以，百官的工作，都按法度检查，奸邪就不会产生；暴慢之人，都用刑律惩治，祸乱就起不来；群臣并进，都用政策来驾御，私术就无法建立。所以，《明法》篇说：“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靠的是权势。所以，权势旁落在下，君就被臣控制；权势掌握在上，臣就被君控制。一个被蒙蔽的君主，并不是谁堵塞和封守着他的门户，然而他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所要求的什么也得不到，就是因为丧失了权势的缘故。所以，权势独揽在君主手里，群臣就畏惧恭敬；法度政令由君主独自决定，天下就服从听命。如果权势分散于臣下，命令就无法推行；法度政令产生于臣下，百姓就不会听命。所以，明君治理天下，坚持独揽权势，而不与臣下共分；坚持独定法度政令，而不许出自臣下。所以，《明法》篇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明君，统一法规，建立准则，而且坚决地维护它们。所以，命令一下人民就服从。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执法官吏，是牵制着人民生命的。所以明君治国，对于阻碍法令的就罚。这样，依法治罪，人民受死也无所抱怨；依法量功，人民受赏也不必感恩。这些都是按照法度处理事情的功效。所以，《明法》篇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君，握有一种法度的控制力量，所以群臣都出于正确的治理而不敢行恶。百姓也理解君主是依法办事的，所以官吏对他们的派使，合法则服从，不合法则抵制不动。人民用法度和官吏互相牵制，下面凭法度与上面办理事务。所以奸诈的人不能欺骗君主，嫉妒的人无法行害人之心，进谗面谀之人不能用其机巧。千里之外，人们都不敢为非作歹。所以，《明法》篇说：“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权衡，是用来计算轻重数字的，然而人们不去事奉它，并非心里不爱财，而是因为“权”不能替他创造数量的多少，“衡”不能替他创造重量的轻重。人们看到事奉权衡本身没有益处，所以不去事奉它。所以，有明君处在上位，官不能枉法，吏不能行私，人们看到事奉官吏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就不用财货行贿于官吏了。能做到权衡公正来处理一切事情，奸诈的人就不能行私。所以，《明法》篇说：“有权衡之称者，不可以欺以轻重。”
尺、寸、寻、丈这些单位，都是用来取得长短实数的。所以用尺寸计量短长，就万元一失。尺寸的计量，虽对于富贵众强的人们，不替他增长；虽对于贫贱卑辱的人们，也不替他减短。它是公平而没有偏私的，所以奸诈的人不能制造错误。所以，《明法》篇说：“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国家之所以乱，是因为办事不根据事实而根据诽谤夸誉的议论。所以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人的，要用试官的办法考验。言而不实的，给予惩罚；试官而败坏官职的，也给予惩罚。所以，假话无人敢说，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核其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名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吹捧他们的美名，互相借助他们的功劳，力求扩大交结而不为君主效力了。所以，《明法》篇说：“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昏君不肯明察臣下的实际功劳，只看夸誉的人多，就行赏；也不肯详察臣下的实际罪过，只看诽谤的人多，就处罚。这样一来，就形成邪臣无功而得赏，忠臣无罪而受罚。功多而无赏，臣下就不肯尽力；行为忠正而受罚，圣贤就无法竭能报国；行贿赂而得爵禄，恶浊的人就混进宫府；委托重任的人不贤而官位很高，人民就背离公法而趋炎附势了。因此，忠诚之士反而失其职守，廉洁之官反而治理不好。所以，K明法》篇说：“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一般官吏为官，如行法而不掏私，奸臣便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样，奸臣就力求对他诬陷中伤。人君若不对他的“罪过”调查核实，根据不实之词惩罚他，作人臣的就不得不事奉权贵来求得他们的夸誉，以便躲避刑罚而谋求禄赏。所以，《明法》篇说：“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奸臣的败坏君主，总是采取渐渐败坏的方法，使君主迷惑而不自觉察。他们在上面对君主进行侦查，在下面向人民收买名誉。他们夸誉同党让君主重视，诽谤非同党的人让君主废黜。对他们所要利之、害之的，如君主听而行之，这样，群臣就全都忘掉君主而发展私交了。所以，《明法》篇说：“比周以相为匿，是故忘主死伎，以进其誉。”
君主没有权谋策略，群臣就容易对他欺骗；国家没有修明的法度，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因此，奸邪之人若是执掌国政，群臣的切身利害仰望于他，这样，替奸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虽有不义之人，君主也是无从知道的。所以，《明法》篇说：“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凡是所谓忠臣，都是力求修明法度政策，日夜帮助君主掌握法度政策的道理，来治理天下的。奸臣知道法度政策修明国家必治，国治则奸臣困难，而坚持法度政策者尊显。所以，奸臣所努力争取的，就是法度不要修明，。君主不要觉悟，而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正直之臣得用则奸臣因伤，这乃是正直与奸邪不能并用的必然趋势。奸臣在君主左右，不能不憎恶忠臣。唯其憎恶，就必然窥伺君主的时机而日夜进言危害。君主若不明察而错用其言，忠臣就会无罪而困死，奸臣就会无功而富贵。所以，《明法》篇说：“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君没有不愿意的。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君没有不愿意的。蒙蔽、欺骗、侵权、僧越，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失天下，灭宗庙，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忠臣修明法度、政策以实现国君的所愿，消除国君的所恶，奸臣的专权者，便用行私来进行危害，忠臣就无从进用他的公正政策了。所以，《明法》篇说：“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昏君的授爵赐禄，不是依据法度审查功劳；判处刑罚，也不是依据法度审查罪过。而全是听从权重之臣的主意行事。所以，重臣要赏的，君主就替他赏；重臣要罚的君主就替他罚。废其公法，专听重臣的主意。这样，群臣就发展私党，重视其臣而忘掉其君，奔走于重臣的家门而不肯进入朝廷。所以，《明法》篇说：“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明君的治理臣下，明确他们的职务，而监督他们完成。胜其任者留官，不胜其任才废免。所以群臣都竭尽能力来完成职务。昏君则不是这样行事的。所以群臣只占据官位，接受厚禄，而没有致力于治理国家的，只期望掌握重要部门而独专其利，只期望统治搜刮人民而独富其家。所以，《明法》篇说：“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
明君在上面掌权，国内民众就都能尽心竭力来拥护君主，百官也分工治理来安定国家。昏、君在上面掌权就不是这种情况。虽然国内有勇力之士，却被大臣们私养起来，不让他事奉君主；虽然有圣智之士，却被大臣们私用起来，不让他治理国家。所以，统率的人数虽多，却不能进用；百官虽然完备，却不能支配。这种情况就是有君主之名而无其实。所以，《明法》篇说：“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
明君，使臣下尽力工作而守法，故群臣努力尊君而不敢顾其私家；使君臣本分明确，地位分明，故大臣各安其位而不敢私相抬举。昏君则不然，法度废而不行，故群臣可努力发家；君臣无分，上下无别，故群臣可以私相抬举。这种情况，不是朝臣少，而是众朝臣不为君主所用。所以，《明法》篇说：“国无人者，非朝臣衰也，家与家务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也。”
君主的安官设吏，不只是尊重他们、厚养他们就算完事了，而是使他们遵行君主的法度，执行君主的政令，来治理百姓镇压盗贼的。因此，谁担任的官职大，那就爵尊禄厚；谁担任的官职小，那就爵低禄薄。爵禄，正是君主用来使用和治理官吏的。至于昏君的官员，则是处在尊高的地位，拿着优厚的俸禄，养着自己的党羽，而不以官职为本务。这种情况，官吏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明法》篇说：“小臣持禄养佼，不以官为事，故官失职。”
明君选拔贤者，对于号称有勇的人，用当兵作试验；对于号称有智的人，用当官作试验。在军队里试验有功的就提拔他，在官府里试验干得好的就任用他。所以，用战功的事实鉴定勇怯，用官职的治绩鉴定愚智，这样，勇怯愚智的表现，就象黑白一样分明了。昏君则不然，听言论而不试验，所以说假话的人也得以举用；任用人材而不试官，所以不肖者也没有什么困难。因此，英明君主用法度验证人的言论以求其实际，把官职放在人的身上以考其成果，是专靠法度取人而不搞个人举荐的。所以，《明法篇》说：“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凡所谓功劳，乃是指安定国君，谋利于万民的。破敌军，杀敌将，战而胜，攻而取，使君主没有危殆灭亡之忧，百姓没有死亡被俘之患，这是军士用来作为功劳的。奉行君主的法、度，管好境内的政事，使强者不欺凌弱者，人多势众的不残害人少势弧的，万民竭尽其力来事奉君主，这是官吏用来作为功劳的。匡正君主的过错，挽救君主的失误，申明礼义以开导君主，以致君主没有邪僻的行为，也没有被欺蒙的忧患，这是大臣用来作为功劳的。所以明君的治国，分清职务而考计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罚，赏罚之所加，各得其宜，而君主不用搞私人干预。所以，《明法》篇说：“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君治国，分辨是非，考察事物情况，都是用法度审核。合于法度则实行，不合则不实行。客观成果能证实其人的主张，就给予赏赐；不能证实者，给予惩罚。所以，对所谓有智能的人，必须见到成果而后才用他；对所谓有恶行败德的人，必须见到罪过而后才免他。这样，士人就可以下情上通而无人能够妒忌，不肖者就困窘失败而无人能够举用。所以，《明法》篇说；“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
明君的治国之道，是定出人民所喜欢的措施来促使他们立功，所以规定爵禄鼓励他们；定出人民所厌恶的措施来禁止他们行恶，所以规定刑罚震慑他们。因此，按其功而行赏，按其罪而行罚，这样则群臣即使夸誉无功的人，也不敢进用，即使诽谤无罪的人，也不可能废免。所以，《明法》篇说：“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控制群臣，专擅生杀，是君的本分；牢记君令，接受节制，是臣的本分。威势尊显。是君的本分，卑贱畏敬，是臣的本分。令行禁止，是君的本分；奉法听从，是臣的本分。所以君臣之间的高下地位，有如天之与地；其划分的差别，有如白之与黑。所以，君臣的界限分明，就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这样，臣下服从君主，就象回响适应声音一样；臣下效法君主，就象影子跟随身体一样。所以，上面发令而下面响应，君主行事而臣子听从；令则行，禁则止，求则得，这就是所谓容易治理。所以，《明法》篇说：“君臣之间明别，则易治。”
明君有一套策略来任用臣下，使群臣可以献出他们的智能，贡献他们的专长。因此，智者便献出他的计策，能者便献出他的成果。用他们的前言核对后果，所贡献的合宜，就赏赐他；不合宜，就惩罚他。设官任吏治民，都根据法度检查成果。遵循法度而又以法治理之，自身既不烦劳而又可使百官分工尽职。所以，《明法》篇说：“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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