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而惧水，此谓澹灭。小事不从，大事不吉。战而惧险，此谓迷中。分其师众，人既迷芒，必其将亡之道。
动静者比于死，动作者比于丑，动信者比于距，动诎者比于避。夫静与作，时以为主人，时以为客，贵得度。知静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从，每动有功。故曰，无为者帝，其此之谓矣。
逆节萌生，天地未形，先为之政，其事乃不成，缪受其刑。天因人，圣人因天。天时不作勿为客，人事不起勿为始。慕和其众，以修天地之从。人先生之，天地刑之，圣人成之，则与天同极。正静不争，动作不贰，素质不留，与地同极。未得天极，则隐于德；已得天极，则致其力。既成其功，顺守其从，人不能代。
成功之道，嬴缩为宝。毋亡天极，究数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静民观时，待令而起。故曰，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嬴嬴缩缩，因而为当；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圣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尽行之者有天下。
故贤者诚信以仁之，慈惠以爱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静不留，裕德无求，形于女色。其所处者，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争，以待天下之濆作也。故贤者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守弱节而坚处之。故不犯天时，不乱民功，秉时养人，先德后刑，顺于天，微度人。
善周者，明不能见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胜大周，则民无大周也；大周胜大明，则民无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奋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索而不得，求之招摇之下。
兽厌走，而有伏网罟。一偃一侧，不然不得。大文三曾，而贵义与德；大武三曾，而偃武与力。
作战而惧怕涉水，这叫作没有胆量。这种人小事不顺，大事不吉。作战而怕行险路，这叫作心中无数。这种人只能使军队混乱，全军陷入迷茫，注定要走向灭亡的道路。用兵在强调静止的时侯，应当象死尸一样不动；在强调运动的时侯，应当象鬼神一样出没；在强调扩展的时侯，应当象鸡距一样伸张有力；在强调收缩的时侯，应当象瘸腿者一样屈曲退避。静止或者运动，有时被放在主位，有时被放在客位，这贵在得其法则。懂得静止时所应遵循的法则，驻兵自然有利；懂得运动时所应服从的法则，一动兵就会成功。所以说，能作到无为而治的可成帝业，就是这个道理。
敌方的悖逆之事才刚刚开始发生，天地都没有什么表现，就提早对他征讨，事情不会成功，反而将不断地受到惩罚。天根据人的善恶予以祸福，圣人根据天的征象而进行征伐。敌方没有天时之灾，不可轻易进攻，没有人事之祸，也不可开始宣战。慕和自己军众，以等待天时地利的到来。首先是人们在那里生事，然后天地表现出惩罚的征兆，最后由圣人通过征伐来完成，这就与天的准则一致。当然，若保持正静而不事争夺，行动没有差错，本质上无杀戮之心，也可以与地的准则相同。不合于天的准则，就应当隐而修德；已合于天的准则，则发挥自己实力。一旦得到成功，就顺守其成功的业绩，任何人都不能取而代之。
成功之道，贵在能伸能屈。不可忘天的准则，尽天数就应停止。举事如果不成，既不必改变常态，也无须毁弃最初的基础，休息民力，观测时机，待天命起事就是了。所以说，要遵循阴阳运行的轨道，而履行天地的常规。伸伸屈屈，要并用而掌握适当；隐隐显显，要根据天地的征象行事。天地显示征象，圣人完成征伐之事，这样就谋取小事有小利，谋取大事有大利，全面谋取者则据有天下。
所以，贤者对人总是诚信而仁，慈惠而爱，决策广求民意，而不敢先自为定。内心安静，不主张杀伐，道德饶裕，不愿意求索，闲适的形色象女子一样。他的平时自处，总是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与人争，用这种情态等待天下动乱的到来。所以，贤者都安详平静，和柔克制而率先保持镇定，行事立足于不敢，建功立足于不能，奉守谦弱的品格而始终坚持着。所以，他能做到不违背天时，不打乱民功，行时政顺养国人，先用德后用刑杀，既顺于天道，又揣度人心行事。
善于保密的，明察也不能发现；善于明察的，保密也不能隐蔽。我方高度明察胜过对方的高度保密，则对方之人无高度保密可言；我方高度保密胜过对方的高度明察，则对方之人无高度明察可言。创造高度保密的，可以使进军迅速，创造高度明察的，可代替天的启示：在下面查索不得，那就最大限度地向上探索好了。
野兽极力奔跑，可能碰上暗伏的网罟。为政也必须有起有伏，否则不行。大规模的文治实行三年，天下就能重视义与德；大规模的武事实行三年，天下才能平息刀兵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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