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虡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若乃飞廉有石棺之锡，灵公有夺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至如敬通杂器，准矱武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崔骃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九宝，器利辞钝。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馀句颇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鞶鉴有征，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舆》，义正而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赞曰∶
铭实器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
秉兹贞厉，警乎立履。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铭箴》是《文心雕龙》的第十一篇。铭、箴是我国古代两种较早的韵文。本篇讲到的一些具体作品，如黄帝、夏禹、成汤等人的铭，夏、商两代的箴，虽为后人伪托，但从大量史料和文物来看，刘勰“盛于三代”之说，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至少在商、周两代，这方面的作品是大量产生了。汉魏以后，除碑文渐盛而“以石代金”外，这两种文体都如刘勰所说“罕施后代”了。所以，本篇正反映了铭、箴二体在我国古代从产生、盛行到渐衰这一过程的基本面貌。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铭”的意义和发展情况，第二部分讲“箴”的意义和发展情况，第三部分讲铭、箴二体的同异及其基本写作特点。古代这方面优秀的作品是不多的，本篇对有关作家作品的评论，也是批评多而肯定少。但无论批评或肯定，都有一些很不恰当。如对张载的《剑阁铭》，崔骃、胡广的《百官箴》，都评价太高；对李尤、王朗作品的批判，却是从狭隘的封建观念出发，批的并不正确。但刘勰对铭、箴二体总的要求，是内容要有警戒过失的实际作用，文辞必须简明确切；而对那种荒诞不实的神怪之说，则发出了“可怪”、“可笑”的尖锐批判。在南朝形式主义文风盛行之下，这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一）
相传从前轩辕黄帝在车厢、案桌等物上雕刻铭文，用以帮助自己警惕过错；夏禹曾在乐器架上雕刻铭文，表示希望听取他人的意见；商汤王的《盘铭》，提出“一天要比一天新”的规劝；周武王的《户铭》、《席四端铭》等，写了必须警戒的教训；周公在《金人铭》中，强调“语言要谨慎”；孔子在鲁桓公庙中，见到欹器而激动得变了脸色。可见先代圣贤，长期以来就注重鉴戒了。铭，就是名称，观察器物必须了解它的名称。正定名称而明确其作用，是为了重视言行谨慎这种美德。鲁国的臧武仲论铭曾说：“写铭文，对天子应以颂扬其美德为主，对诸侯应以肯定其功绩为主，对大夫则只能称赞其征伐的劳苦。”如夏代帝王有德，九州的首领便送上金属，铸成金鼎；周代帝王为了传示其美德于后代，便在肃慎国送来的箭上雕刻铭文。这就是关于颂扬美德的例子。吕望辅助周武王的功绩，曾用金属铸成铭文；仲山甫辅佐周宣王的功绩，也曾刻在周代的记功器上。这就是关于肯定功绩的例子。晋国魏颗的战功，曾刻在晋国的景公钟上；卫国孔悝祖先勤于国事的功劳，曾记在孔悝的《鼎铭》中。这就是只称征伐之劳的例子。至如说飞廉得到天赐的石椁，卫灵公得到黄泉之下的谥号；铭文竟出现在地下的石椁上，这就太奇怪了！又说赵武灵王曾派人在番吾山上刻他的大脚印，秦昭王叫人在华山上刻了个大棋局：都是用虚夸不实的铭刻来显示后人，这就很可笑了！仔细看看以上正反两面的例子，铭文的意义就很清楚了。到秦始皇时，有《泰山》、《琅玡台》等山岳的刻石，虽然秦代政治残暴，这些刻石的文辞却较为润泽，也还有其畅达之美。到了汉代，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其序文也写得很长了。蔡邕的铭文，更是独冠古今。如歌颂桥玄的《黄钺铭》，模仿《尚书》；歌颂朱穆的《鼎铭》，就完全写成碑文了；这是蔡邕惯于写碑文的原因。至于冯衍所写刀、杖、车等杂器的铭文，虽取法周武王，却写得事不称物，详略不当。此外，崔骃品量器物的铭文，赞颂多而警戒少；李尤写的大量铭文，内容单薄，文辞琐碎。他把蓍龟之类神物的铭文，和戏玩的《围棋铭》搀杂在一起；把写衡量器的《权衡铭》，放在关于杵臼的铭文之后。李尤在品量器物名称上，还没有来得及做好，怎能熟知事物的道理呢！曹丕写了九种宝物的《剑铭》，所讲的刀剑是锐利的，文辞却很平钝。只有张载的《剑阁铭》，写得清明而有辞采。他的铭文有如快马疾驰，后来居上；晋武帝下令把《剑阁铭》刻在氓山、汉水之间，那是得到适当的处置了。
（二）
箴，就是针刺，用以批评过错，防止祸患，好比治病的石针。这种文体兴起后，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夏箴》和《商箴》，还留下几个残余句子。周代的辛甲，要求各种官吏都写箴辞，用以针刺天子的过失。其中只有《虞人之箴》一篇，箴体的格式和内容都比较完备。到春秋时期，这种文体逐渐少起来，但还未衰绝。所以晋国魏绛曾用《虞人之箴》中讲的后羿，来讽谏晋君；楚庄王曾用“民生在勤”等话来箴戒国人。战国以后，抛弃道德，专求有功；因此，铭辞代之而兴，箴文就基本上绝迹了。到了汉代，扬雄考古，才模仿《虞人之箴》，写了卿尹、州牧等各种官吏的箴文共二十五篇。后来崔骃、胡广等又加以补写，总称为《百官箴》。按照不同的官位，提出应该箴戒的事项，充分发挥鉴戒的作用，这就可说是学习古人的清风，继承辛甲的做法了。汉末潘勖的《符节箴》，比较简要，却失于肤浅；东晋温峤的《侍臣箴》，内容广博，却过于繁杂；西晋王济的《国子箴》，虽然旁征博引，内容却很贫乏；潘尼的《乘舆箴》，内容正确，但又写得过于芜杂：所有这些相继出现的作品，很少写得恰到好处。至于魏国王朗的《杂箴》，把头巾、鞋子也写了进去，虽也有了戒慎的意义，但在箴中写这种东西是不恰当的。《杂箴》的文词简明扼要，是学周武王的铭写的；但它写一些水火井灶之类，就显得拉杂不已了，这是立意不正造成的。
（三）
箴是官吏对帝王讽诵，铭是用来品题器物，它们的名称和用途虽然不同，但引起警戒的作用是一致的。箴主要用来抵御过失，所以文词必须准确切实；铭则兼有褒扬赞美的作用，因此，其篇体以弘大润泽为贵。总的来说，铭和箴所讲的事，都必须确实而清楚明白；所用的文词，都必须简要而深远。这就是铭箴二体在写作上的基本要求。但由于说直话的风气逐渐消失，记功的制度也长期不存在，所以这两种文体都不多用，也就很少施行于后代了。今后的作者，应注意取其弘润、深远的特点。
（四）
总之，铭主要是彰明器物，箴主要是轨范道理。应该牢记警戒的语言，而不要徒取铭箴的形式。要用这种贞正的勉励，来警戒人的实际行为。内容合于常道就能弘大，文辞则以简要为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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