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为作者，情与性也。昔儒旧生，著作篇章，莫不论说，莫能实定。
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谓人生於天地，皆禀善性，长大与物交接者，放纵悖乱，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时，无有不善也。微子曰“我旧云孩子，王子不出。”纣为孩子时，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恶不出众庶，长大为乱不变，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时，叔姬视之，及堂，闻其啼声而还，曰：“其声，豺狼之声也。野心无亲，非是莫灭羊舌氏。隧不肯见。及长，祁胜为乱，食我与焉。国人杀食我。羊舌氏由是灭矣。纣之恶在孩子之时；食我之乱见始生之声。孩子始生，未与物接，谁令悖者？丹硃生於唐宫，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所与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贤矣。然而丹硃傲，商均虐，并失帝统，历世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心浊而眸子眊。人生目辄眊了，眊禀之於天，不同气也；非幼小之时，长大与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恶有质。孟子之言情性，未为实也。然而性善之论，亦有所缘。或仁或义，性术乖也。动作趋翔，性识诡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长或短，至老极死，不可变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恶禀之异也。一岁婴兒无争夺之心，长大之後，或渐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
告子与孟生同时，其论性无善恶之分，譬之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夫水无分於东西，犹人无分於善恶也。夫告子之言，谓人之性与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犹金之为金，木之为木也。人善因善，恶亦因恶，初禀天然之姿，受纯壹之质，故生而兆见，善恶可察。无分於善恶，可推移者，谓中人也，不善不恶，须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告子之以决水喻者，徒谓中人，不指极善极恶也。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至於极善极恶，非复在习。故孔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圣化贤教，不能复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实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缘也。《诗》曰：“彼姝之子，何以与之。”其传曰：“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硃则赤。”夫决水使之东西，犹染丝令之青赤也。丹硃、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硃傲而商均虐者，至恶之质，不受蓝硃变也。
孙卿有反孟子，作《性恶》之篇，以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者，以为人生皆得恶性也；伪者，长大之後，勉使为善也。若孙卿之言，人幼小无有善也。稷为兒，以种树为戏；孔子能行，以俎豆为弄。石生而坚，兰生而香。禀善气，长大就成，故种树之戏为唐司马；俎豆之弄，为周圣师。禀兰石之性，故有坚香之验。夫孙卿之言，未为得实。然而性恶之言，有缘也。一岁婴兒，无推让之心，见食，号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长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励为善矣。刘子政非之曰：“如此，则天无气也。阴阳善恶不相当，则人之为善安从生？”
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之谓道。”夫陆贾知人礼义为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恶者，虽能察之，犹背礼畔义，义挹於善不能为也。故贪者能言廉，乱者能言治。盗跖非人之窃也，庄蹻刺人之滥也，明能察己，口能论贤，性恶不为，何益於善？陆贾之言未能得实。
董仲舒览孙、孟之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於阳，情生於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若仲舒之言，谓孟子见其阳，孙卿见其阴也。处二家各有见，可也。不处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恶，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阴阳，其生於阴阳，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纯有驳，性情生於阴阳，安能纯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实。
刘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发；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则谓之阳；不发者则谓之阴。”夫子政之言，谓性在身而不发。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谓之阳；性不发，不与物接，故谓之阴。夫如子政之言，乃谓情为阳、性为阴也。不据本所生起，苟以形出与不发见定阴阳也。必以形出为阳，性亦与物接，造此必於是，颠沛必於是。恻隐不忍，仁之气也；卑歉辞让，性之发也，有与接会，故恻隐卑谦，形出於外。谓性在内，不与物接，恐非其实。不论性之善恶，徒议外内阴阳，理难以知。且从子政之言，以性为阴，情为阳，夫人禀情，竟有善恶不也？
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然而论情性竟无定是。唯世硕、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难论也。酆文茂记，繁如荣华，恢谐剧谈，甘如饴蜜，未必得实。实者，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才无高下也。禀性受命，同一实也。命有贵贱，性有善恶。谓性无善恶，是谓人命无贵贱也。
九州田土之性，善恶不均。故有黄赤黑之别，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浊之流，东西南北之趋。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动作趋翔，或重或轻，性识诡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长或短，至老极死不可变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若反经合道，则可以为教；尽性之理，则未也。
情性，是治理人的根本，礼乐制度就是由此制定出来的。特意分析了情性发展到极端的后果，然后用礼来作为防范，用乐来作为节制。性有卑谦辞让，所以制礼以便适合其亲善；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所以作乐以便得到严肃的表达。制礼作乐的根据，是人的情和性。过去的儒生，写文章，没有不论说的，却没有一个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周朝人世硕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善的有恶的两方面，取人的善良本性，通过培养、引导，好的品行就会滋长起来；取人的恶劣本性，加以培养、引导，那坏的品行就会发展下去。像这样，原来情性就会各有善恶，而是善是恶，在于培养的方向。所以世硕作《养性书》一篇。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这些人，也论述过情性，与世硕相互有出入，但都说人的情性中有善恶两个方面。
孟子作《性善》篇，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至于他们不好的东西，是受了外界事物的不良影响。说人由天地所生，都禀受了善良的本性，长大以后与外界事物接触，放纵自己，胡作非为，恶劣品质日渐滋长。像孟子说的，人幼小的时候，没有不善良的。但微子说：“我过去评论孩子时说过，纣王没有一般孩子好。”因为纣王做孩子的时候，微子就看出了他不良的本性。其禀性恶劣，不如一般人，长大之后为非作歹，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禀性，所以他这样说。羊舌食我刚生的时候，祖母叔姬去看他，刚走到堂屋，听见他啼哭的声音就往回走，说：“他啼哭的声音，像豺狼号叫。狼子野心，不认六亲，只有这个孩子，才会灭我羊舌氏族。”始终不肯去看他。等他长大以后，祁胜作乱，羊舌食我参与其中。国人杀了羊舌食我，羊舌氏因此灭亡。纣王的恶劣品质，表现在孩子的时候；羊舌食我参与作乱，显现在刚生时啼哭的声音。孩子刚生下来，还没有与外界事物接触，谁会叫他胡来？丹朱在尧的宫里出生，商均在舜屋里出生。尧、舜的时候，挨家挨户都有品德高尚可以受封的人，所被接触到的人，肯定大多是善良的百姓。尧舜二帝的身旁，肯定大多是贤能的大臣。然而丹朱傲慢，商均暴虐，都失去了帝位，历代成为人们的教训。再说孟子是根据对方的瞳人来观察人的好坏，心地清明眼珠就明亮，心地混浊眼珠就昏乱。人生下来眼睛总有昏乱与明亮，这种昏乱与明亮是从上天禀受来的，是承受了不同的气形成的，并不是幼小的时候明亮，长大之后与人接触，才变得昏乱的。生性原本自然就如此，它的善恶是由承受的气的性质决定的。孟子说的人情天性，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然而人天性善良的说法，也有一定依据。一岁的婴儿，没有你争我夺的心，长大之后，有的逐渐浸染了自私与情欲，于是放纵胡为，由此而产生。
告子跟孟子同一个时代，他评论人性没有善恶的区分，就像湍流着的水，挖个缺口使它向东就向东流，挖个缺口使它向西就向西流。水本来没有向东流向西流的区分，就像人性没有善恶区分一样。告子的话，是说人性与水相同。假使人性像水，可以用水来比喻人性，那就像金成为金是因为它本性是金，木成为木是由于它本性是木一样，人善是由于禀性是善的，人恶也是由于禀性是恶的。开始在娘胎中禀受天然之气形成的本性，接受的是单纯的资质，所以生下来就有征兆呈现，是善是恶可以明察。对于善恶无法区分，而可以改变的，称为平常人。他们不善不恶，要等待教育才能成为性善的人。所以孔子说：“具有中等以上智力的人，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中等以下智力的人，不能够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告子用决水来比喻人性，仅仅说的是平常人，并不指最善与最恶的。孔子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受不同习气的影响，才彼此相差很远。”这样看来，平常人的人性，在于习气了。习气好就成为好人，习气坏就成为坏人。至于最善最恶的，那就不再决定于习气。所以孔子说：“只有上等聪明的人与下等愚蠢的人才不可能改变。”人性有善与不善，即使圣贤教化，它也不会再改变。孔子是道德的鼻祖，在所有人中是最卓越的，都说“只有上等聪明的人与下等愚蠢的人才不会改变”，所以知道告子的话，不够真实。不过，告子的话，也有缘由。《诗经·鄘风·干旄》上说：“那个美好的人啊，用什么帮助他？”其注释说：“比喻像白色的丝，用青色的染料去染它就成为青色，用红色的染料去染它就成为红色。”挖个决口让水向东流或向西流，就像染丝使它成为青色或红色。丹朱，商均应该已被尧、舜浸染改变了，然而丹朱却很傲慢、商均却很暴虐，可见最恶劣的本性，是不会接受像白丝被染成青色或红色那样改变的。
荀子又责难孟子，作《性恶》篇，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其好的品行是人为的结果。”性恶，是认为人刚生下来都具备有恶劣的本性；人为，是指长大之后，努力使自己行为善良。像荀子说的，那人幼小的时候就不会有善良行为。后稷做孩子的时候，以种植当作戏耍；孔子刚会走路的时候，以陈设俎豆当做游戏。石头一产生就坚硬，兰草刚发芽就清香。人刚生下来已禀承善良之气，长大以后就成为善人。所以种植的戏耍，使稷成了尧时掌管农业的司马；陈设俎豆的游戏，使孔子成了东周时的圣贤之师。由于禀承了石头兰草的本性，所以有坚硬清香的应验。这样看来，荀子的话，不能成为事实。然而性恶的说法，也有一定的缘由。一岁的小孩，没有推让的心。看见食物，哭叫着想吃它；看见好玩的，哭叫着想玩它。长大以后，就会克制感情，去掉私欲，努力磨炼成为善良的人。刘子政指责说：“像这样，那天就没有正常的气，而是有阴无阳，有恶无善，根本不相应，照这样，人表现出来的善良，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陆贾说：“天地给人生命，就赋予了礼义的本性。人能够明察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到的礼义之性，就能顺应它。能顺应它，就叫做道。”陆贾的话是说人生下来就有礼义之性，人也能明察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的礼义之性。性善的人，不等待明察就能自然从善；性恶的人，虽然也能明察到它，但仍然违背了礼义。礼义来自于人的善性，不是靠人为得到的。所以贪婪的人会夸夸其谈地讲廉洁，作乱的人能头头是道地说治理。盗跖会指责别人偷窃，庄跷会斥责别人贪得无厌，他们都清楚地能明察到自己从天地得到的礼义之性，嘴里会谈论圣贤的道理，却因本性不好，自己不能实行，这对于从善有什么好处呢？可见，陆贾的话，并不那么真实。
董仲舒看了荀子和孟子的书，兴起情性的说法，说：“天的常道，是有阴有阳；人的常道，是有情有性。人性生于阳，人情生于阴。阴气卑劣，阳气仁义。说人性善的，只看见它阳的一面；说人性恶的，又只看见它阴的一面。”照董仲舒的说法，认为孟子只见到它阳的一面，荀子只见到它阴的一面。分析他们二家各有所见，是对的；而不分析人的情性有善有恶，是不对的。人的情性同时生于阴阳，虽生于阴阳，但有厚有薄。玉产生于石，有纯的有不纯的，人情性生于阴阳，哪能都是纯的善的？董仲舒的话，并不那么真实。
刘子政说：“人性，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在身体里面存在，而不表露出来。人情，是与外界事物接触而形成的，在身体外面表现出来。在外表露的则称之为阳，不表露的则称之为阴。”刘子政的话，认为人性是在身体里却不显露出来。人情与外界事物接触，在身体外表现出来，所以称之为阳；人性不表露，不与外界事物接触，所以称之为阴。照刘子政的说法，就称人情为阳，称人性为阴。这是没有依据情性产生的根源来谈论产生的起源，而只是用外露或不外露把情性说成是阴的阳的。一定要把外露叫做阳，人性也与外界事物接触，在急迫情况下离不开它，在颠沛情况下也离不开它。怜悯而不残忍，是人禀承“仁气”的表现。卑谦辞让，是人性的表露。由于有外界事物与它接触，所以怜悯、卑谦，在身体外部表现出来。说人性在身体里存在不与外界事物接触，恐怕不是事实。不论说人性的善与恶，而仅仅议论它存在于体外还是体内，叫做阳还是叫做阴，从道理上难以弄清楚。而且顺从刘子政的说法，把人性叫做阴，人情叫做阳，那么人禀承自然之气所形成的本性，究竟还有没有善恶呢？
从孟子以下到刘子政，都是学识渊博的大儒，听见的看见的多得很，然而论说人的情性，竟然没有判断对。只有世硕、公孙尼子这些人，讲得稍微接近于正确。由此说来，事情容易知道，但是道理却难得说清。内容丰富的文章和书籍，像盛开的花朵那样茂盛；有趣流畅的言谈，如饴糖蜂蜜那样甘甜，但不见得符合事实。事实上人性有善有恶，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样。高超的不能说它低下，低下的也不能说它高超。认为人性没有善恶，就是认为人的才能没有高低一样。禀受自然之气形成的命与性，实际上是一样的。命有贵与贱之分，性有善与恶之别。认为人性没有善与恶，就是认为人命没有贵与贱。
中国田土的性质，好坏不均匀，所以土色有黄、红、黑的区别，土质有上、中、下的差别。水源不同，所以有清的水流，有浊的水流，有流往东西南北的不同趋向。人禀受天地之性，心存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有人仁有人义，是天生的道义不同；遇事动作机灵与呆板，有人严重有人轻微，是天生判断力不同；人脸上的颜色有人白有人黑，人的身体有人高有人矮，到人老最后死去都不会改变，这是因为天性如此。人们都只知道水、土、物、器的形状与性质不同，却不懂得人性的善恶是由于禀受的气有所不同。我因此认为孟子说人性是善的，是指中等才智以上的人；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是指中等才智以下的人；扬雄说人性是善恶兼有的，是指具有中等才智的平常人。如果为了让人们的行为与经书、道义相符合，那么以上关于人性的说法都可以用作施行教化的依据。但从充分阐明人性的道理来评论，那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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