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凡人君父审观臣子之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於善，善渐於恶，恶化於善，成为性行。召公戒成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戏！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谓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终以善；初生意於恶，终以恶。《诗》曰：“彼姝者子，何以与之？”传言：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十五之子其犹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犹蓝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无异。是故扬子哭岐道，墨子哭练丝也。盖伤离本，不可复变也。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犹此类也。逢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
王良、造父称为善御，能使不良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驯服，此则驵工庸师服驯技能，何奇而世称之？故曰：王良登车，马不罢驽；尧、舜为政，民无狂愚。传曰：“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圣主之民如彼，恶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而鄙夫宽。徒闻风名，犹或变节，况亲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圣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门时，闾巷常庸无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称子路无恆之庸人，未入孔门时，戴鸡佩豚，勇猛无礼，闻诵读之声，摇鸡奋豚，扬脣吻之音，聒贤圣之耳，恶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渐渍磨历，阖导牖进，猛气消损，骄节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盖变性使恶为善之明效也。
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墝而埆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锸凿地，以埤增下，则其下与高者齐；如复增锸，则夫下者不徒齐者也，反更为高，而其高者反为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恶，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则将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酿其教令，变更为善。善则且更宜反过於往善，犹下地增加锸更崇於高地也。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赐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货财积聚，为世富人者，得货殖之术也。夫得其术，虽不受命，犹自益饶富。性恶之人，益不禀天善性，得圣人之教，志行变化。世称利剑有千金之价。棠溪、鱼肠之属，龙泉、太阿之辈，其本铤，山中之恆铁也。冶工锻炼，成为銛利，岂利剑之锻与炼，乃异质哉？工良师巧，炼一数至也。试取东下直一金之剑，更熟锻炼，足其火，齐其銛，犹千金之剑也。夫铁石天然，尚为锻炼者变易故质，况人含五常之性，贤圣未之熟锻炼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贵良医者，能知笃剧之病所从生起，而以针药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观之，何以为奇？夫人有不善，则乃性命之疾也，无其教治，而欲令变更，岂不难哉！
天道有真伪。真者固自与天相应，伪者人加知巧，亦与真者无以异也。何以验之？《禹贡》曰“璆琳琅玕”，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阳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历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取刀剑月，摩拭朗白，仰以向日，亦得火焉。夫月非阳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恶之人，使与性善者同类乎？可率勉之令其为善；使之异类乎，亦可令与道人之所铸玉、随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剑月焉，教导以学，渐渍以德，亦将日有仁义之操。黄帝与炎帝争为天子，教熊罴貔虎以战於阪泉之野，三战得志，炎帝败绩。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欲得三公，而尧不听，怒其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可以为城，举尾以为旌，奋心盛气，阻战为强。夫禽兽与人殊形，犹可命战，况人同类乎？推此以论，“百兽率舞”，“潭鱼出听”，“六马仰秣”，不复疑矣。异类以殊为同，同类以钧为异，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气者，教之所以异化也。三苗之民，或贤或不肖，尧、舜齐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处庄、岳之间，经历岁月，变为舒缓，风俗移也。故曰：“齐舒缓，秦慢易，楚促急，燕戆投”。以庄、岳言之，四国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单处，性必变易。
夫性恶者，心比木石。木石犹为人用，况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几可见。有痴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晓东西，不睹燥湿，不觉疾病，不知饥饱，性已毁伤，不可如何。前无所观，却无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理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仪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硃之志亦将可勉。何以验之？三军之士，非能制也，勇将率勉，视死如归。且阖庐尝试其士於五湖之侧，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践亦试其士於寝宫之庭，赴火死者，不可胜数。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贪也，二主激率，念不顾生。是故军之法轻刺血。孟贲勇也，闻军令惧。是故叔孙通制定礼仪，拔剑争功之臣，奉礼拜伏，初骄倨而後逊顺，教威德，变易性也。不患性恶，患其不服圣教，自遇而以生祸也。
豆麦之种，与稻梁殊，然食能去饥。小人君子，禀性异类乎？譬诸五谷皆为用，实不异而效殊者，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残则受仁之气泊，而怒则禀勇渥也。仁泊则戾而少愈，勇渥则猛而无义，而又和气不足，喜怒失时，计虑轻愚。妄行之人，罪故为恶。人受五常，含五脏，皆具於身。禀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犹或厚或泊也。非厚与泊殊其酿也，曲孽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曲孽；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鼓性有贤愚。
西门豹急，佩韦以自缓；董安於缓，带弦以自促。急之与缓，俱失中和，然而韦弦附身，成为完具之人。能纳韦弦之教，补接不足，则豹、安於之名可得参也。贫劣宅屋不具墙壁宇达，人指訾之。如财货富愈，起屋筑墙，以自蔽鄣，为之具宅，人弗复非。魏之行田百亩，鄴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锺。夫人之质犹鄴田，道教犹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难率也。雒阳城中之道无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驰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义之道数加於身，孟母之徙宅，盖得其验。人间之水污浊，在野外者清洁，俱为一水，源从天涯，或浊或清，所在之势使之然也。南越王赵他，本汉贤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陆贾说以汉德，惧以圣威，蹶然起坐，心觉改悔，奉制称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恶之若性。前则若彼，後则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独在性也。
研究人的德性，一定有善有恶。善的，固然开始就善；恶的，还能经过教育、劝告、引导、勉励，使他们成为善的。凡是做君主和父亲的，都会仔细观察臣与子的德性，善的就培养、教导、勉励、引导，不使他靠近恶的；恶的就教育、安抚、制止、防犯，使他向善的方面逐渐转化。善的向恶的方面逐渐转化，恶的向善的方向逐渐转化，就会成为和生就的品行一样。
召公告诫成王说：“现在王开始行使自己的使命执政，呜呼！就像刚独立生活的人样，没有不在其刚开始的时候就打好基础的。”“生子”是说十五岁的人，刚开始独立生活就要立志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是善的；开始独立生活就愿意向坏的方向发展，最终是恶的。《诗经》上说：“那个美好的人，拿什么赠送他？”传注说：“比如像洁白的丝，用青色染料染它就是青色，用红色染料染它就是红色。”十五岁的人他们像丝一样，会逐渐转化为善的或恶的，如同青色染料、红色染料染白丝，会使它变成青色、红色一样。一旦染成青色、红色，就跟真的颜色没有区别。所以杨子怕走岔路而哭泣，墨子怕丝染错颜色而哭泣，这大概是伤心一旦离开了正道或本色，就不能再改变。人的德性，善的能变成恶的，恶的也能变成善的，就像这种情况。飞蓬长在麻中间，不用扶持自然会直；白纱放进黑色的染缸，不用染色自然会黑。那飞蓬的生性不直，白纱的质地不黑，但由于大麻的扶持，黑色的染缸，使它们变直变黑。人的德性就像飞蓬和白纱一样，在逐渐浸染之下，善恶是会改变的。
王良、造父被称为善于驾驭车马的好手，能把不好的马驯成好马。如果只能驾驭好马，不好的马不能够驯服，这只能是普通马夫驾车的本领，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可以让世人称赞呢？所以说：王良一登上车，马就不会疲塌跑不快；尧舜治理国家，百姓不会狂妄愚蠢。传注上说：“尧舜的百姓，能挨家挨户地被封赏；桀纣的百姓，要挨家挨户地被诛杀。”“有夏、商、周这样的百姓，所以三代能够按正道而行。”圣明君主的百姓像那样，凶残君主的百姓像这样，归根到底在于教化而不在于本性。听到伯夷的品格，贪恋的人会廉洁，怯懦的人会立志；听到柳下惠的品格，刻薄的人会厚道，庸俗的人会宽容。仅仅是听到他们品格崇高，就有的变得有节操，何况是亲自接触本人，面对面地诚恳地告戒呢！孔门弟子七十人，都有胜任卿相的才能，他们蒙受圣人教诲，文才得到精心培养，智慧和才能超过常人十倍，这都是教育训导的功绩，逐渐感化的功劳。他们没有进到孔子门下学习时，只是社会上平凡而不出奇的人。其中尤其最不顺服的是子路。世人说子路是做事没有恒心的庸人，在没有到孔子门下学习时，头戴鸡冠，臂挂猪尾，凶猛无礼。听见朗读书的声音，就摇头摆尾，噘嘴怪叫，吵闹之声直刺读书人的耳朵，可恶到极点。孔子把他叫来，并且教育他，逐渐感化、磨练、启发、教导、诱导、进取，这样凶暴的气势消失了，骄横的现象收敛了，终于能办理政事，列入在四科之内。这就是改变本性把恶人变成善人的证明。
肥沃与贫瘠，是土地的本性。土肥而有水浇灌的，本性美好，种庄稼长得很茂盛。土地高低不平而瘠薄的，本性恶劣，要是深耕细锄，多加粪土，努力加上人的功夫，以帮助地力，这样种下的庄稼与那肥沃土地就会相类似。地的高低，也同这道理一样。用大锄和铁锹挖地，把高处的土填到低的地方，而那低处就会与高处平齐。如果再用大锄和铁锹继续挖下去，那么低处不仅是平齐，反而会变得更高，可是那高处反而成了低处。假使人性有善有恶，就像地有高有低一样，如果努力使他接受教化，不善的就会和性善的人一样。并且好德性已经变得深厚，培养着他的政教风化，使他变得善良，这种“善”就将更应该比过去的善更善，如同低处增加大锄和铁锹去继续填土，就会比高处更高一样。“端木赐没有承受禄命却做生意发了财”。端木赐本没有承受天给予的富命，所以做生意发了财并有积聚，成为社会上富有的人，是因为他掌握了做生意牟利的一套方法。掌握了这套方法，即使没有禀受禄命，还是会越来越富裕。性恶的人，也没有禀受天给予的善性，只要得到圣人的教导，志向和操行就能改变。世人称赞利剑有千金的价值。像棠谿、鱼肠、龙泉、太阿等宝剑，它们本来是未经冶炼的、山中的一般铁矿，经过冶炼工人冶炼锻造，就成了锋利的剑，难道利剑的冶炼锻造用的是特殊材料？这是因为工匠技术高明，又经过认真多次的冶炼才成功的。试拿佩在腰带下一把普通的剑，反复熟练地锻造，使锻烧的火保持足够的温度，再把它整治锋利，就如同一把值千金的宝剑了。铁矿石是天然的，尚且被锻炼的人改变了原来的本质，何况人还包容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只是贤圣还没有对他们加以锻炼罢了，为什么要担忧他们的天性不善呢！古人尊重良医，是因为他能知道危重的疾病从哪儿产生，并且用银针和药物治好它。要是光知道病的名称就坐等它好，那有什么值得稀奇的呢？人有不好的德性，那是性与命的疾病，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救治就想叫他们改变，岂不是太难了吗！
道有自然形成的，有人为的，自然形成的本来一开始就与天意相符合，人为的是人施加了智慧和技巧，但它与自然形成的没有什么两样。拿什么证明呢？《尚书·禹贡》上说的“璆琳琅玕”，璆，是美玉。琳，是真珠。琅玕，类似珠。这些本来是地里形成的，真的玉和珠。然而道人熔化五石，作成五色的美玉，与真正的宝玉相比，光润没有什么差别；还有鱼和蚌里的珍珠，与《禹贡》里说的璆琳，都是真正的美玉珠宝。至于随侯用药制作玉珠，光亮得像真的一样，这是道士的法术所至，已超出人的智慧和技巧范围。阳遂是从天上取火，五月丙午这天中午的时候，熔化五石用它铸成铜镜，反复磨擦使其发亮，然后把镜面朝上向着太阳，立即火就来了，这才真是取火的方法。现在随便用刀剑和半月形的钩把它擦得雪亮，朝上向着太阳，也能得到火。半月形的钩不是阳遂，它能取火的原因，是摩擦导致的。现今性恶的人，假使他们与性善的人同类？可以引导勉励他们，使其变得性善；假使他们不同类？也可以使他们跟道人铸玉，跟随侯制作玉珠，像人磨刀剑和半月形的钩一样，以学习去教育开导，以德去逐渐感化，这样他们就会一天天地逐渐具备仁义的操行了。
黄帝跟炎帝为争夺成为天子，就驯化熊、罴、貔、虎等在阪泉的郊外与炎帝的部队大战，三战得胜，炎帝大败。尧把天下让给舜，鲧当时是诸侯，想做三公，但尧不答应，于是激怒自己的猛兽，想以此作乱，把兽的角排列起来可以成墙，竖起尾巴可以作军旌，心奋气盛，想仗此打仗逞强。禽兽与人是不同的形体，尚且能命它们打仗，何况人们是同类呢！以此推论，百兽能闻乐起舞，潭里的鱼会出水听瑟，六匹马会昂首边听琴边吃料，这些就没有什么可以再怀疑的了。异类能由不同转为相同，同类能由相同转为不同，关键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人的作用。
凡是有血气的人，教育他们是为了能使其发生变化。三苗的百姓，有的贤良有的不贤良，尧舜使他们都变得贤良，是施恩加以教化的结果。楚国、越国的百姓，处于庄、岳之间，经过较长时间，性情变得和缓，风俗也有所改变。原来说：齐人性情和缓，秦人性情傲慢，楚人性情急燥，燕人性情憨直。从楚国和越国百姓处于庄、岳之间而改变了性情来看，齐、秦、楚、燕四国百姓，相互之间往来，长时间地大家居住相处，性情必然会改变。性恶的人，说他们心像木石一样，木石尚且能被人利用，何况他们并不是木石呢！可见，问题在于君子的教化，这大体可以清楚了。
人有疯癫的疾病，就会在路上又唱又哭，不知道东西南北，看不见是干是湿，感觉不到自己有病，也不晓得肚子是饿是饱，性情已经受严重伤害，对其无可奈何，因为向前他没有奔头，后退也无所畏俱。所以国家法律不废除负责教育的官吏，不废除负责司法的官吏，就是要使大众接受礼义的教化。学校教育勉励他在前，法令禁止防范他们在后，即使有丹朱那样的德性，也可能通过勉励而从善。用什么来证明呢？军队的士兵，不是能够容易控制的，他们的勇猛精神如果得到引导勉励，就会视死如归。阖庐曾经在太湖边训练他的士兵，叫他们都把刀口按在肩上，让血直流到地。句践也在他寝宫的院子里架起火训练他的士兵，结果跳进火里死的人多得数不清。刀割，火烧都不是人性所贪图的，由于二位君主的激励引导，他们顷刻间也就不顾惜自己生命了。所以，军法轻的处分是刺出血，重的处分是砍头，就像孟贲那样的勇士，听到军令也会害怕。所以，叔孙通为朝庭制定了礼仪，那些拔剑争功的大臣，也只得遵奉朝仪甘愿屈服，起初傲慢的到后来也都恭顺了，这是圣人的教化和皇帝的威严，使他们改变了性情。不担心其性恶，担心的是他们不服从圣人的教化，自以为是而因此发生祸害。
豆麦的果实与稻谷小米不同，然而吃了能消除饥饿。小人与君子是禀承的天性不同吗？把他们与五谷相比，五谷都是为了食用，果实都能充饥但味道不一样，人禀受的气有厚有薄，所以德性有善有恶。凶残的人则承受仁的气少，而容易发怒的人则承受勇的气多。仁气少就凶狠而缺少仁慈，勇气多就凶暴而没有情谊，再加上阴阳协调和谐的气不足，变得喜怒失常，考虑问题轻率，愚昧。行为胡乱的人，并非有意作恶而是生性如此，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包容在五脏里，都具备于人体，只因禀受的气薄而少，所以他们的操行不如善人，就像酒有的味浓有的味淡，这并非味浓味淡是由于不同酿造方法造成，而是因为酒曲的多少使它变得这样。因此，酒味的浓淡，是同样的酒曲酿造出来的；人性的善恶，是同一元气形成的。从天承受的气有多有少，所以人性有贤有愚。西门豹性情急燥，就系上皮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和缓些；董安于性情缓慢，就佩带弓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急促些。急促与缓慢，同样是失去中和，然而皮带与弓弦附着在身上随时提醒自己，使成为了性情完美的人。如果能接受系皮带与佩弓弦的教育感化，补充上自己性情的不足，那么与西门豹，董安于齐名的就能有第三个人。破房烂屋，没有完整的墙壁、屋檐、窗户，于是人们指责非议。如果钱财富裕，起屋筑墙，由此遮盖住原来的破烂，成为完备的住宅，人们就不再指责非议了。
魏国每个劳力分配无主荒田一百亩，邺县唯独土地贫瘠每劳力要分配二百亩，西门豹引用漳水灌溉，使之成了肥沃的土地，每亩要收庄稼一钟。人的本质就像邺县的荒田，仁义之道的教化如同漳水，让人担心的是不能变化，而不是担忧人性难于引导。雒阳城中的河道里没有水，治水工人就截断雒河中的水，使它上涨，于是河道里有水日夜奔流，这是治水工人的功劳。这样说来，接近君子，仁义之道就会屡次施加在你身上，孟子的母亲三次搬家，大概就能证明。人聚居地方的水污浊，在野外的水清洁。同样是一种水，来源于天边，有的污浊，有的清洁，这是所处的环境使它这样。南越王赵他，本来是汉朝贤良的人，被南夷的风俗所化，背叛汉朝制度，梳成椎状发髻，两腿伸直张开地坐着，就像天生喜欢这样。陆贾用汉的道德劝说，又用皇帝的威严恐吓，他就很快地起来坐好，从内心感到应该改悔，于是奉行汉朝制度，改称属国。他对于梳椎髻坐如箕，又像是天生厌恶了。前面像那样，后面却又像这样。这样说来，人还是在于教化，不单一在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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