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善于建树的人一旦有所建树就不可拔除，善于抱持的人一旦有所抱持就不会脱掉。如果子子孙孙都能遵守“善建”、“善抱”的道理，后代的烟火就不会断绝。把这个道理贯彻付诸到自身，他的德就是真实纯正的；把这个道理贯彻付诸到一家，他的德就是丰盈有余的；把这个道理贯彻付诸到一乡，他的德就会受到尊崇；把这个道理贯彻付诸到一国，他的德就会丰盛硕大；把这个道理贯彻付诸到天下，他的德就会无限普及。所以以自身的修身之道来观察他人，以自家观察他家，以自乡观察他乡，以自己的国家观察其他的国家，以自己的天下观察别人的天下。我凭借什么知道天下的情况呢？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导读】
如何判断天下是否有德?老子通过“善建”、“善抱”之道，来说明“道”与“德”的重要性，阐述了“道”是为身、为家、为乡、为邦、为天下的根本。
【解析】
在这一章里，老子重点突出了“修”和“观”的意义。修指的是修身，这是一切事业的根本。只有身修好了，才可以把这种德扩展到一家、一乡、一邦，乃至整个天下。观就是观察推测的意思。天下所有事物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从己身可以推知他身，从己家可以推知他家。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建”意为国家建立法律之意。“善建者”指的是善于立法的人。“不拔”意为动摇，拔不开脚步，也就是受法之禁锢不得自由的意思，老子提倡自然无为，反对任何对人禁锢的社会形式。“抱”意指聚拢；“善抱者”指的是善于聚拢徒众的人，在老子活动的时代，孔子聚徒讲学，弟子三千，是第一个“善抱者”（即聚徒讲学的人），老子不赞成聚众讲学的做法，所以一生没有收徒。“不脱”意为脱离不开自身，也就是不得自由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儒家_卜分重视宗族的延续，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并把子孙对祖先的祭祀看作重大的事情。老子对儒家的做法不赞同，他提倡自然无为，认为子孙对祖先的祭祀是一种搅扰，也是一种破坏安宁的行为。在本章中，老子批判了以法治国和以“礼乐教化”治国的社会观。在老子看来，这些都是有为之治，都与自然无为的理念格格不入。老子通过批判这两种有为思想，进而提出自然无为的理念，主张用无为的道去修身、齐家、睦邻、治国、平天下。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人下，其德乃普。”“修”意为修炼，即使德成为个人修身、齐家、睦邻、治国、平天下的自觉规范“之”即到的意思。“余”意指富余。“长”即久远的意思。“丰”即五谷丰登，上古社会是农业社会，社会经济状况的好与坏，主要看农业的收成。在这句话中，老子主要讲如何用德来修身、齐家、睦邻、治国、平天下。老子在这里描绘了一幅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然之间，关系都是和谐融洽的。所以，老子总结出来一个结论：以自然无为的理念修身，那么每个人都会变得纯真，这就消除了人心的险诈；以自然无为的理念齐家，那么家庭也会变得富裕起来；以自然无为的理念与乡邻相处，那么乡邻之间也能亲密和睦；以自然无为的理念治理国家，那么国家也能兴旺发达起来；以自然无为的理念治理天下，那么天下百姓都会获得自由。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在这段话中，老子讲了检验修身、齐家、睦邻、治国、平天下是否合乎自然无为之德的方法。老子认为，以修之身作为检验身的标准，以修之家作为检验家的标准，以修之乡作为检验乡的标准，以修之国作为检验国的标准，以修之天下作为检验天下的标准。这样，统治就会长久，天下就会安定。
王弼《道德经注》
固其根，而后营其末，故不拔也。不贪于多，齐其所能，故不脱也。子孙传此道，以祭祀则不辍也。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则真，修之家则有余，修之不废，所施转大。
以天下百姓心，观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顺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于外也。所谓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也。
巩固根本，然后再发展次要的、末端的，所以不能被拔掉。不贪多，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不会滑脱。子孙把这种道延续下去，以它来祭奠祖先，这种延续就不会断绝。这里是通过自己来了解别人。在自己身体范畴修道，就会表现为为人的真实、朴实；在家庭范畴修道，就会表现为物质的丰盈有余，修道不停止，所能产生的良好影响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泛。
通过观察天下百姓的心思、想法，来洞察天下的道。天下的道，和人的道是一样的。问我如何知晓天下？观察自己来获知，不向外物去寻求。这就是为什么不出门就能知晓天下。
苏辙《老子解》
世岂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脱者乎？唯圣人知性之真，审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积。实无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实无所执，而其抱有不可脱者。故至其子孙，犹以祭祀不辍也。身既修，推其余以及外，虽至于治天下可也。
世界上哪里有竖起东西永远拔不掉、抱住东西永远不脱手的呢？只有圣人知道本性的真实可靠，了解外物的虚妄不真实，舍弃外物而修炼自身，他的德行就积累下来。根本没有竖起什么来，他的建立就不可能被拔掉；根本没有抱持什么，他的抱持就不会松动。这样的觉悟由子孙以祭祀的方式传承下来。在自身体悟了道，其原理推广到外部事物，连治理天下都是可以办到的。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见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圣人以天下观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观身乎？岂身可以身观，而天下独不可以天下观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天地之外是普通人看不见的空间，但是那其中的道理也是可以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规律来推导出来。自身修道到了极致，以自己的身来体悟别人的身，以自己的家来观察别人的家，以自己的乡里来了解其他的乡，以自己的国家来认识其他的国家，都是我能够办到的。然而怎么知道圣人以天下来观察其他的时空范畴，如同我以自己的身来观察别人的身呢？不同身体的原理相同，那么不同的时空范畴的原理难道就不同了吗？所以老子说，我就以此来知道天下的样子。说的就是通过自身对道的体悟来知道的。
【经典解读】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善于建筑的不可能被拔除，善于抱持的不可能被脱离，什么才是“善建”、“善抱”呢?善于建筑的人，一定要固定好它的根本;善于抱物的人，一定不会抓持太多东西。根本不牢固，建筑物越高倒得越快，抓的东西太多，就很容易脱手。所以这两句话还是告诉人们要固本、要知足。人之本在于身，身之本在于道，对于修身来说，就是要依“道”养身，戒除骄奢淫逸，返还宁静自然，保持空虚谦逊。对于天下来说，天下之本在于爱民，民之本在于守道。作为统治者就是要爱护百姓、顺从百姓，依“道”实施无为之治。而那些耽于美酒佳肴、女色利禄、驰骋蚊猎的人，那些剥夺百姓、压迫百姓、肆意妄为、肆起干戈的统治者就是不懂“善建”、“善抱”的道，就是背离了“道”。这样的人、这样的政权即使对鬼神再尊崇，祭祀再隆重,也不可能“祭祀不辍”，子孙不会永远延续。
接下来老子提出了“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既说明了修道对于自身、家庭、乡里、国家、天下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一种修道养德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修道于自身，德性就会纯真;之后可以修道于自家，这样德性就会盈盛;然后可以修道于乡郭，如此德性才会长久;然后可以修道于国家，德性才会丰隆;最后修道于天下，德性才会普及。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虽然道家以为“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而儒家则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其间有“为而为”与“无为而为”的差别，但它们的路线却是重叠的。圣人都是得道于自身而后可以教化万民，没有身不修而可以为万民之主的。因此，在老子眼中那些得道的圣人，才是理想的统治者，而那些只知道贪图享乐、肆意妄为的统冶者是不合格的，是非道的,是“盗夸”。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知道了“道”、“德”对为身、为家、为乡、为国、为天下的重要作用以后，就可以反过来通过身、家、乡、国、天下的情况看个人以及统治者是否有德，是否守道。人不纯朴、不真实、不谦恭就是失德失道;家不和睦、不团结就是失德失道;乡郭民风不朴实、百业不兴旺就是失德失道;国家不强盛，上下不同心就是失德失道;天下不安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就是失德失道。老子通过这些来告诫人们，劝诫统治者时时应该进行反省，经常审视自己是否失德,施政是否有道。
【哲理引申】
提到中国古代的明君，很多人会立刻想到唐太宗李世民，这位贞观之治的缔造者，被所有后世的皇帝视作典范，连乾隆皇帝都对其钦佩不已。李世民登基以后，采取以民为本的政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减轻税赋，厉行节俭。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清谨自守。王公贵族、大臣豪强没有敢侵欺百姓的。商路上不再有盗贼，监狱里很少出现罪犯，马牛布野，外户不闭。旅客外出自山东至于沧海都不用自带粮食，在路上就有人供给。民风淳朴，旅客路过村落，一定会受到厚重款待，这都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事”。
一次，唐太宗与群臣议论怎样禁止盗贼。有的人请求使用严厉的刑法来禁止他们。唐太宗听了微笑着说:“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朕应当去掉奢侈的花费，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让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怎么能用严厉的刑法呢!”按这样实行以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而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唐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裕国家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常在自身。欲望兴盛，费用就会增大;费用增大，赋役就会繁重;赋役繁重，民众就会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会危急;国家危急，君主就会丧失政权。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除了爱民，他对辅佐自己的大臣也真心相待。李绩回朝任兵部尚书时,积劳成疾，重病缠身。太宗亲自探望，敦促太医认真治疗，甚至过问李绩所服药物。太医向他禀报说:“此病乃多年风寒淤积所致，我有一验方，其他药物都有，只缺‘须灰’一味。”唐太宗迫不及待地问:“须灰是何药，能找到吗?”太医解释说:“须灰就是胡须所烧成之灰。”唐太宗一听，马上说道:“这药我有。”立即命人取来剪刀，亲自将自己的胡须剪下，烧成灰后，又亲自将须灰调入药中，让李绩服下。李绩服药后，病情迅速好转，很快便痊愈了。他被太宗剪须一事感动得“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唐太宗就做到了这一点。
正因为唐太宗爱护下属，所以所有的大臣都尽忠职守，敢于直谏事实，国家政治变得十分清明;正因为他爱护百姓，所以百姓没有重税徭役，生活得都很安乐，没有作奸犯科之人，一时天下大治。老子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观看唐太宗李世民的言行，即可知道圣明的统治者一定是将“爱民”作为最基本的治理之道的。可惜后世的统治者,能向他学习的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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